出发前，拉萨的同事就在微信上同步天气，提醒我带厚衣服、下飞机慢点走。说实话，那时我对“高原反应”没什么概念。

一下飞机，胸口发闷，走快一点就喘。来接我们的当地干部老远迎上来，夺过行李箱，递上早已备好的高原反应药物。他们说的第一句话不是客套的欢迎，而是“慢点走，别着急”。这个细节让我第一次意识到，北京和拉萨，差别的不只是海拔，更是做事的方式和节奏。

一路上，他们时不时问“感觉怎么样”，嘱咐不舒服就吸氧。到了住处，房间备得很齐——吸氧设备、抗高反药、红霉素眼膏，还有暖水瓶、加湿器。

刚到的晚上缺氧睡不好，白天高反症状也比较明显，当地同事得知后，马上带我们去医院检查。挂号、排队、取结果，都是他们跑前跑后。五天之后，身体慢慢适应了。刚到时的忐忑，被这种无微不至的关照一点点抚平。我不是被“送”过来的，而是被“接”进来的。

正式报到那天，王院长对我的工作进行了明确安排，并提出了四个方面的重点方向，希望我协助当地同事共同推进：审判管理规范化、人工智能辅助审判应用、事务性中心建设、先行调解提质增效。

真正让我感觉进入角色的，是两件事。

第一件，是于院长带我们参观城关区法院的立案诉服中心。在诉讼服务中心里，有一个特殊的调解室——“米玛调解室”，由退休法官米玛作为特约调解员主持调解。调解室的墙上挂满了锦旗，这让我很受震撼，米玛法官退休不离岗，扎根调解一线，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信得过的方式化解纠纷。北京有北京的调解模式，高原也有高原的调解智慧——她的工作让我重新思考，什么样的调解才能真正走进群众心里。

第二件，是和城关区法院审管办主任交流长期未结案件清理工作。她介绍，去年城关区法院长期未结案有一百多件，通过“双周督办反馈”机制，已逐步降到目前的十几件。

听完她的介绍，我结合自己在北京互联网法院的工作经历，也分享了我们在清理长期未结案方面的一些做法——比如“院庭长包案、审委会督办、审管办通报、工作组评查”的工作矩阵，以及“一案一策”的结案管理。两地做法虽有不同，但思路相通：一个是靠“双周督办反馈”抓节点、盯个案，一个是靠多层级联动机制形成合力。交流下来，大家都觉得很有启发、很有收获。

潜移默化中，我心里有了一种变化：我不再只是“北京来的援藏干部”，而是和城关区法院干警们一起攻坚克难的战友，面对难题，我们一起想办法、找思路，这种把自己摆进去的感觉，让我真正开始进入角色。

进藏两周，从身体适应到工作融入，我经历了一个观察差异、学习融入的过程。北京和拉萨，在案件体量、信息化程度、工作方式上确实存在差异，但这些差异不是差距，而是相互学习的空间。当地同事无微不至的关照让我有了归属感；每一次坦诚的交流和具体的任务，都让我感受到相互学习、共同成长的意义——我带来了北京的一些经验，也收获了高原的智慧和韧劲。

进藏这些天，我越来越体会到，援藏不是单向的付出，而是双向的融入。高原缺氧，但不缺精神。作为一名青年法官，我愿意在这片土地上踏踏实实地干，把自己的所学与当地的需要结合起来，在服务边疆法治建设中留下一段值得回忆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