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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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键
卜键，1955年生。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历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所所长、《中国文化报》总编辑、国家清史办主任、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12年被评为全国新闻出版系统领军人物，已出版学术著作22种，发表论文、文章500余篇，主编有国家古籍出版重大项目《清代教育档案文献》等。
发生在乾隆身边的泄密案——
一个内奏事处记载太监的“微能量”
文/卜键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夏秋间，乾隆帝弘历照例举行一年一度的木兰秋狝，主要居住于承德的避暑山庄。此行也意味着朝廷决策中心的迁移，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和六部等官员皆经挑选扈从，而指令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舒赫德等留守京师。在很多事情上，留守王大臣并没有决定权，要随时请示汇报，是以京城与承德之间驿马飞驰，急件一日可达。至于那些有旨召见、有事必须面奏，以及须经引见的新任文武官员，更是络绎山道上。
康熙皇帝题写的避暑山庄鎏金匾额 李玉新 摄影
即便如此，弘历还会有一点不放心，接见来人时常会询问京师近况。多数人都是拣好的说，以免皇上悬挂，也免得招惹是非；当然也会有人，或出于忠心，或出于私念，奏报一些所见所闻。七月二十二日，兵部右侍郎高朴带领一批拟升武职抵达承德，蒙皇上单独问话，便说起内廷太监泄密之事，一下子引起乾隆的严重关切，一桩宫廷要案也由此揭开序幕。
高朴告密
说起高朴，那可是妥妥的皇亲国戚，为乾隆慧贤皇贵妃的亲侄子，一门贵显。前内阁大学士高斌是他的祖父，本属内务府包衣，因女儿成了皇贵妃，抬入满州镶黄旗；乃父高恒曾任两淮盐运使的大肥缺，一做就是八年，赚得盆满钵满；叔父高晋则历任安徽巡抚、南河总督，时为文华殿大学士兼两江总督，很受信任。而就在六年前，高恒贪污事发，依律定为死罪。内阁首辅、孝贤皇后的弟弟傅恒请求看在已故皇贵妃面上法外开恩，乾隆反问“若是皇后之弟当如何”，吓得傅恒不敢再出声，高恒被正法。
将高恒处死后，弘历应是有些心理复杂，对其子高朴反而屡加重用，由武备院员外郎改监察御史、给事中，再升都察院副都御史。高朴聪明机敏，做事奋勉，本年四月新晋兵部右侍郎，此时带着一批拟升的武职来避暑山庄叩见皇上。引见事毕，高朴被弘历单独留下，询问京师情况，高朴不免有些亢奋，奏称：“风闻内监中有将记名人员朱批记载泄漏外廷。”风闻，意思是来自传闻，不能确定。乾隆很意外，连连追问：有何实据，泄密者为谁？高朴含含糊糊，只说是一个身材矮小的太监，不清楚其姓名。
以弘历的性格，自不会将此事放过，在高朴退去后，即命军机大臣福隆安再加追问。高朴方说有一次与观保、蒋赐棨、吴坛等在等候上朝时站班，听见他们谈及“道府记载”，询问得自何人，大家一看是他，对付几句，赶紧打住话头。
有这些线索就足够了。
清廷设立奏事处，负责为皇帝收发文书、传宣谕旨，又分为内、外两摊子，各有分工。内奏事处位于乾清宫西庑，距皇帝所在的养心殿近在咫尺，办理外奏事处递入的各种文件，以及递膳牌、递如意和贡件。还有一个主要职责，即分类登录和收存皇帝对一些官员的朱笔批点。这就是本文的关键词“记载”。根据刘文华《朱笔记载考》，又可分为“布政记载”“总兵记载”“道府记载”等。此举创自雍正帝，在内奏事处设一份全国的中高级文武官员名册，密记皇上所作的评价，以备查询，也作为日后升降的依据。明朝内廷有秉笔太监，平日代皇帝初阅各种奏件，权势熏天，经常发生干政之举。进入清朝，撤销秉笔太监一职，仅在内奏事处设四名记档太监，掌管记载之事。他们的岗位也被称作写字处，承担一些文秘工作，虽身在近侍，与秉笔太监的声威相比可是差了十万八千里。而由于事涉机密，涉及皇帝对官员品行能力的评价，关乎一个人甚至一批人的前程，很多大员还是热衷于与写字处太监结识交往，以套取信息。
故宫乾清宫西庑的“内奏事处” 立新 摄影
能与当朝卿贰大员接触，应是写字处管事的，乾隆帝何等聪察，一下子就基本锁定近侍太监高云从，虽没抓到泄密的实据，先传旨将之调离。因高朴提到户部右侍郎兼顺天府尹蒋赐棨等议论过此事，弘历命将高云从带来，当面质问他怎么与蒋赐棨认识的。高云从哪知是诈，吓得惊慌失措，赶紧吐露实情，说是因家人买地受骗，曾恳求军机大臣于敏中，转托蒋赐棨办理；还供出于敏中曾向他打听一些官员的相关记载，以及其他官员与之结交等情……
铁牌上的禁令
清朝立国后，总结前明衰亡的历史教训，其中重要的一条为宦官干政，是以对宫内太监约束极严。顺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二十八日，清帝福临命铸十三块铁牌，立于内宦十三衙门，谕曰：
中官之设虽自古不废，然任使失宜，遂贻祸乱。近如明朝王振、汪直、曹吉祥、刘瑾、魏忠贤等专擅威权，干预朝政；开厂缉事，枉杀无辜；出镇典兵，流毒边境；甚至谋为不轨，陷害忠良，煽引党类，称功颂德。以致国事日非，覆败相寻，足为鉴戒！朕今裁定内官衙门及员数、职掌，法制甚明。以后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特立铁板，世世遵守。（《国朝宫史》卷一《训谕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最后一句，是铸在铁牌上的警示语，应具有极大的震慑作用。而世间事往往颇为复杂，顺治身边就有一个极受宠信的大太监吴良辅，设立内府十三衙门就出于他的提议，实为明朝二十四衙门的缩小版，司礼监、御用监、内官监等都得以保留。仅过两年多，吴良辅与大学士陈之遴等内外勾连、作弊纳贿案发，经审明拟为死罪。顺治却说“株连甚众，姑从宽免”，要求吴良辅痛改前非，只是将陈之遴等革职流放。待顺治驾崩，吴良辅才被处斩，十三衙门也尽行革除，恢复原来的内务府体制。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闰五月，太监钱文才打死民人徐二，玄烨命秋审时处死，并专发训谕：“凡太监杀人，断不可宥，尤宜加等治罪。朕观古来太监良善者少，要在人主防微杜渐，慎之于始。苟起始纵容姑息，侵假事权，迨其势既张，虽欲制之亦无如何。汉之十常侍，唐之北司，窃弄威权，甚至人主起居服食皆为所制，此非一朝一夕之故，由积渐使然也。”（《国朝宫史》卷二《训谕二》），几年后，他见皇太子宫内“俱是少年首领”，谆谆告诫，说自己“从不用便捷伶俐、言语不谨、奸诈之太监”，立命换人。雍正帝生性严厉，继位后给太监立了不少规矩，如不许高声，不许骂人，经过御座要躬身快步，见到大臣要恭敬等。乾隆亦对太监很严苛，未想到发生了这样的案情。
弘历亲讯高云从的时间，应是在高朴告密当日（七月二十二日）的下午或晚上，军机大臣福隆安遵旨签发满文字寄，命英廉查抄高云从京师家产，限令次日辰时送达，谕曰：
内太监高云从现因故在此带铁锁三条，交与御前大臣等审讯。将此着寄信英廉，将高云从在京家产尽行抄没，其家口交与慎刑司严加看守，由此审拟高云从罪毕，另行降旨。钦此。遵旨寄信前来，将此加封，交与兵部加紧驰送，翌日辰时交与京师军机处满洲官员，令转交驰送。（《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十一册，寄谕署理步军统领英廉著抄没内太监高云从在京家产，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英廉也是包衣出身，时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刑部尚书、九门提督，抄家的步军统领衙门、审案的内务府慎刑司，都归他掌管。
风暴骤起
多数的钦办办案，第一个步骤是抓人，同时开始抄家，有时还会任所、京邸、家乡祖宅一起抄检，务求不留死角。谕令英廉查抄高云从家产的次日，乾隆发布长篇谕旨，对涉案官员一一点名，字字诛心，措辞极为严厉：
前，兵部侍郎高朴来热河带领引见，询以近日外间有何见闻，据奏“风闻内监中有将记名人员朱批记载泄漏外廷之事”。朕尚以为必无，因问其有何实据。伊所奏含糊，惟称系管理记载身材矮小之内监，不知姓名。即令福隆安详悉询问，始据高朴称“观保、蒋赐棨、吴坛俱曾在九卿班上谈及道府记载优劣，问以得自何人，仍无实据”等语。经福隆安据情转奏，朕以所言既无实据，因暂缓究问。随将太监高云从彻至别处当差，不令经管记载。
告密者总希望不被曝光，皇帝可不管这个，为表示言之有据，偏要原原本本说清楚，并命“将此通谕中外大小臣工知之”。乾隆也说到高云从已交代，一向信重的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竟然牵扯其中，使他极为惊讶和痛心，遂讲了很长的一段话：
昨朕面诘高云从因何与蒋赐棨识认交言，所指仍系记载一事，乃所供则称伊买地受骗具控，曾恳大学士于敏中转托蒋赐棨办理等语。朕闻之不胜骇异，随面询于敏中，据奏高云从向伊面说，并未允为转托，但不即据实参奏，实属错谬等语。内廷诸臣与内监等差使交涉，事所必有，若一言及私情，即应据实奏闻。朕方嘉其持正，重治若辈之罪，又岂肯以语涉宦寺，转咎参奏者耶！于敏中侍朕左右有年，岂尚不知朕之办事，而思为此徇隐耶？再高云从供有“于敏中曾向伊问及观亮记载若何”之语。于敏中以大学士在军机处行走，日蒙召对，朕何所不言，何至转向内监探问消息耶？自川省用兵以来，于敏中书旨查办，始终是其经手，大功告竣在即，朕正欲加恩优叙，如大学士张廷玉之例给以世职。乃事属垂成，而于敏中适有此事，实伊福泽有限，不能承受朕恩，于敏中宁不知痛自愧悔耶？因有此事相抵，于敏中着从宽免其治罪，仍交部严加议处。至朕日理庶政，事事躬亲，即所写谕旨亦时多更改，至笔墨之事，尤不过寻常录写，岂藉一二翰林所能佽助！即如从前大学士公傅恒，侍直禁近最久，襄赞诸务，及伊身后并不因少此一人遂致不能办事，于敏中岂不稔知？朕因其数十年以来小心行走，为此姑息，格外加恩，免其重罪，朕先认过。于敏中务宜痛自湔洗，以盖前愆。倘此后再有过犯，朕不能复为曲贷也。
于敏中像
可以推测，乾隆曾为如何惩办于敏中犹豫不决，有愤怒也有痛惜，声明自己离了谁都可以；可忆及其数十年间的效劳，尤其是在金川之役中的奉献，想来想去，还是决定放他一马。而对其他几位，弘历就没有太多的怜悯之情，逐一斥责：
至观保屡次获罪，本一庸材，更何心靦颜论事？而蒋赐棨、吴坛皆新进平等材具，只宜恪勤供职，何可于九卿班上议论道府？朕于用人黜陟，权不下移，岂在下所能窥测。伊等议论优劣，其意何居？且其所议论者何人何事？观保、蒋赐棨、吴坛身为九卿，岂宜如此多事，俱着革职，交刑部查审；并着伊等各将议论情节明白录供，由刑部堂官具奏。又高云从供“倪承宽亦曾与伊认识，并有引令申保见面”之语，倪承宽在尚书房行走，岂可如此行为？其欲引令申保相见，又系何意？倪承宽亦着革职，交刑部讯问，仍着申保明白回奏。（《清高宗实录》卷九六三，乾隆三十九年七月甲戌）
高朴揭发的几个在朝会时议论道府记载的官员，如左都御史观保、户部左侍郎兼署顺天府尹蒋赐棨、刑部右侍郎吴坛，其实都算是皇上看好的，此时则遭到责斥，在第一时间被革职审讯。蒋赐棨系原大学士蒋溥之子，一向得到器重，尤令皇上生气，除照例审明治罪外，还命他自行议罪。
对于高云从，乾隆传令严审，并说不老实交代就动大刑。这小子哪里顶得住，很快吐了个干干净净，就连见过一面，说过几句话，都搜索枯肠，回忆起来。如倪承宽原任礼部右侍郎，因兼上书房师傅常在内廷行走，与高云从认识，改任仓场侍郎后与申保为同僚，一日曾向他介绍“这是申仓场”。乾隆命将倪承宽革职，交刑部讯问，同时要申保明白回奏。奏事处员外郎惠龄曾嘱托高云从办事也见了光，当即“交御前大臣监责四十板，罚在粘竿处效力赎罪”。惠龄出身于蒙古正白旗，父亲纳延泰官至理藩院尚书、军机大臣，当时任军机章京，与内奏事处交往多，便栽了个跟头。
审案之难
因高云从案有牵涉的官员多在京师，弘历命将相关谕旨和供词抄寄舒赫德阅看，要其“提集应讯人犯，逐件审究，定拟具奏”。而于第二天再发长谕，其中对记名道府人员的朱批记载加以说明，指为父皇“留意人材，以便随时录用”的创举，理当永远遵守，却也毫无庇护之意。如果有人品不佳，或能力不够，九卿据实参奏，朕必予嘉奖，但不应私下里议论。他再次强调本朝家法禁绝太监与外廷臣工往来，传谕：
今据审出案情属实，则高朴所奏尚具有良心，何九卿中屡经召见，并无一人奏及？若与高云从素有关涉者自不肯直奏，糊涂如蔡新者或不能举发，其余九卿岂真一无见闻？又岂朕不肯召见九卿耶？即如英廉系内务府大臣，内廷诸务最为熟悉，舒赫德到京已将一载，在军机处行走，此等情事岂有不知？乃高朴尚有见闻，岂英廉、舒赫德竟得诿为不知？朕开诚布公以待诸臣，而诸臣转不能竭诚尽力以图报效，诸臣清夜自思，良心安在？（录副奏折：着申饬舒赫德英廉及九卿各员事，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连连追问，气势如虹。舒赫德、英廉以及大小九卿等官，都被严词申饬，老臣蔡新也跟着“躺枪”。
在京师主审此案者，为舒赫德、英廉与刑部官员，接旨后立即将观保等人分别拘押，但审讯并不顺利。蒋赐棨称并未为高云从买地帮忙，只承认没有举报之过。观保说自己系在内廷行走，不参加九卿议事，不会发生站班私议的事。吴坛坦白曾与刑部侍郎永德谈及江苏官员之事，别的就没有了。乾隆指斥观保最爱背后议论，也认为吴坛避重就轻，说本打算任他为江苏巡抚，甚至作为刑部尚书人选，实属自取罪戾。因观保等三人坚不承认私议道府记载之事，几位主审官奏请用刑拷讯，也在奏报时转达了三人的反诘——“九卿同在一处，不敢妄行私议，九卿具在，岂肯尽为隐瞒？”弘历亲加反驳，说观保等明知交结内监，探听记载是大罪，当然不肯招供；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做，高朴怎么能凭空捏造？又为何不说别人？他认为三人的狡辩很荒唐：“九卿等谁不欲置身局外？此时即问之九卿，又孰肯为之执证？”他说不愿意一一穷治，遽兴大狱，也对刑部的请旨刑讯不满，质问假如用刑仍不招认，刑部又该如何办理？难道因观保等不肯承认，再将高朴抓起来审讯，坐以诬奏之罪？
乾隆朝多钦命要案，而由于皇上的先入为主，常常听不进不同意见，审办起来可谓难之又难。此案的审理中，舒赫德等人已感觉到三侍郎可能有冤枉，承认自己办案无能，提议用大刑，应也意在提醒圣上。弘历岂想不到这一层，却是固执己见，命舒赫德等与刑部严讯定罪，提交处理意见。紧接着，他又宣布倪承宽仅仅是在高云从经过时介绍了申保，予以加恩释放，赏给翰林院编修，上书房师傅仍旧保留。岂知第二道旨意刚发出，就接到刑部奏折，将观保、蒋赐棨、吴坛、倪承宽四人俱拟为斩监候。这也是刑部拟罪的惯常做法，从重判处，为皇上留下加恩的空间。可在弘历看来，却成了有意踢皮球和斗心眼，顿时恼怒，谕曰：
朕从来办理庶务，从不颟顸了事，舒赫德等岂尚不知？在舒赫德等之意，不过以此四人问拟斩候，将来必有加恩之处，此等见识，甚属错谬。现届朝审之期，各案均须就其实情核办。今此四人罪迹不同，若竟漫无区别，成何信谳？况朕即欲加恩，亦须俟案情问明，酌量定夺，岂有听其如此朦胧混过。朕何如主？岂若汉献帝、明神宗之为臣下蒙蔽乎！前因舒赫德等讯问未得肯綮，曾为切实指示，前降谕旨甚明。乃舒赫德、英廉于接奉谕旨后惟自称糊涂，未想到认罪，并不复为究问。舒赫德、英廉前此即未想到，经朕指示，代为之想到矣，又何以不照所谕加以诘问？且复朦混拟罪具奏，实不可解。舒赫德、英廉平日皆明白能办事之人，且系朕所信任大臣，今如此办事，成何刑部？成何大学士？伊等能不自愧乎？（刘文华《乾隆三十九年太监高云从泄密案档案》，《历史档案》2017年第3期）
说归说，骂归骂，弘历应知此案审不下去了，或也能想到高朴的告密会有出入，只是不肯承认。
高云从的两个弟弟
多数太监的身世生平是模糊的。幸亏有了这次审案，有了相关审讯记录和供单，我们才可以大致对高云从有一些了解。此人的家乡应是直隶河间县（清宫有不少太监来自该地），父母的情况欠详，兄弟五个，其为老二，最小的云志送给他姓，当与家贫无力抚养相关。据老四云惠32岁推算，高云从的年龄约在36至40岁之间，不清楚是在何年阉割入宫，但已然混得很不错：在京师置办了房产，交与哥哥云景（亦作云静）管理，甚至有余房出租；三弟四弟本来做些小手艺糊口，先后推荐至外省的衙门做事；对于老五云志也没有忘怀，在一份放债协议上，签署了他的名字。
七月二十五日，英廉在查抄高云从家产后，奏报高云景供认两个弟弟俱在外跟官收税，弘历即命彻查——
本日英廉处奏查抄太监高云从家产家口折，内称“据伊兄高云景供称，伊三弟高云龙、四弟高云惠俱随收税官前往”等语。高云从身为太监，伊兄弟等应安分耕种，乃随从收税官员，必系高云从营求。将此着寄信英廉，传高云景至，晓谕伊言“此案与尔无干，俱由尔弟所为，尔若从实供来，则不即将尔治罪，将高云龙、高云惠随从何人前往，高云从营求何人、如何前往之处，明白供来”等语。伊若从实供来则已，一面速奏外，倘不从实招来，则即行夹讯，务令供出实情，丝毫不可姑息。（《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十一册，寄谕署理步军统领英廉著饬高云彰从实供出其弟高云从家产案，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寄发上谕后，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福隆安等再次提讯高云从。据其交代：三弟高云龙在临清州当长随，自己并不认识知州，系托参将王普借公务之机将三弟带往山东，后安顿在临清州；至于四弟高云惠，则是在粤海关监督李文照离京赴任时，当面求他带往广州。弘历即传谕山东巡抚徐绩将王普革职，严审确情具奏；同时发出六百里加急，命两广总督李侍尧将李文照革职，选派干员押解来京，交内务府大臣审讯。李文照系内务府郎中，在如意馆行走多年，小心勤谨，岂知刚得一个粤海关监督的肥缺，就因此事被革职。弘历指出“向来内务府官员好与太监交结，实系最恶习气”，以李文照为例，命内务府官员引以为戒，痛自警省，不得再与太监往来。
其实何止内务府官员，以本案所及，枢阁大员、六部卿贰，也包括地方官员，很多人都以结识奏事太监为荣。经审明，往山东临清做长随的高家老三，除了参将王普，原山东按察使、现任东河河道总督姚立德，东昌府知府胡德琳，前任临清知州万绵前，现任临清知州王溥皆曾转荐或录用，可证一个内奏事处的太监有多大神通。
高云从何等模样性情，除了高朴说的身材矮小之外，未见描述，推测必是勤谨伶俐，才能当上记载太监，才会在皇帝出巡时跟从侍候。高云从应是一名受到皇上待见的太监，而他生性机敏，特别愿与外官结识，顺便也就把家里的事情办了。弘历当然不会顾及其昔日微劳，斥责：“乃近来奏事官员日久懈弛，至有山东随至天津之参将王普与太监高云从认识，听其嘱托。高云从不过写字处下贱太监，何得与外省参将相识？则是太监等与外廷官员，在宫门觌面交谈之处，大概可知。”他还传谕将管理奏事处的御前侍卫春宁撤职，交御前大臣议罪，并重申太监不得与外廷官员人等在宫门交谈，“如敢再有违犯，必将伊等从重治罪”。大皇帝永远是英明正确的，却未见进一步的反省——如果说太监有一点点“微能量”，不正源于无边的皇权吗？
此案的持续发酵，或能使弘历意识到，再查更无法收场，也会影响皇帝的尊威。七月二十九日，案件还在审理中，御前大臣会同行在刑部奏请将高云从正法，得旨“着即处斩”。当日亦有旨：
嗣后，除军机处应奏事件仍照旧交奏事太监呈进外，其余各部院衙门奏折，俱悉从奏事官员接收转交。即内务府衙门一切事件，虽系家务，亦着由奏事官员转交，概不得由奏事太监等接奏。大臣官员等并不得与太监交谈，如敢再有违犯，必将伊等从重治罪。着将此旨，严切传谕奏事处及各衙门知之。（《清高宗实录》卷九六三，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己卯）
《清高宗实录》书影
依铁牌禁令，高云从罪该凌迟，给了一个斩首，已算是皇恩浩荡了。他的老母与兄弟家人共11口流放伊犁，而那些直接间接的涉案官员，也都受到惩处，兹不详记。
尾声
此案在朝野间引发不少议论，“妄以观保等为无辜受诬，且议高朴为小人多事”。弘历闻知后很生气，谕曰：
高云从之事，大臣中岂无见闻？独高朴为之陈奏，众人抚躬内省，对高朴应多自惭。然此乃大臣应奏之事，朕并不以此赏鉴高朴，重加任用。若众人因高朴具奏此事，私心衔恨，计图巧为倾陷，则是自取其死，岂能逃朕洞鉴！若高朴以此沾沾自喜，遂因而高兴多事，即属器小易盈；或高朴因此事已显其公正，不复自知谨凛，肆意妄为，转致营私舞弊，则高云从即其榜样，朕亦不能稍为曲贷也！（《清高宗实录》卷九六三，乾隆三十九年七月辛巳）
由于揭出此案，乾隆对高朴信任欣赏有加，频频派他外出办案，擢为兵部左侍郎，兼礼部侍郎，再兼正白旗满洲副都统，风头甚健。未料此谕亦一语成谶，仅仅在四年后，高朴在叶尔羌私采私卖玉石案发，果然是肆意妄为、营私舞弊，弘历也觉大失颜面，即令审明后就地正法，像高云从一样将他砍了脑袋。
至于观保、蒋赐棨、吴坛三侍郎，始终不认在朝班议论道府记载的账，当年九月被释放。观保仍做上书房师傅，两年后病逝，加恩给还左都御史衔。蒋赐棨后升为户部左侍郎、仓场总督。吴坛也是先降后升，做到江苏巡抚。未见弘历再提私议之事，弘历在高朴犯案被诛后应会有一些反思，但若说高朴的密告全属诬陷，亦与常理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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