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奋先生在其著《地坛史略》记述：“柏林，方泽坛和斋宫周围原先均为柏林。因1911年后屡驻军队，乱砍乱伐，现仅存181棵（株），斋宫周围仅存2棵。其中9棵已枯死，有3棵被誉为‘将军柏’。据陈寿山老人回忆是孙中山来植树时起的名，经考察孙中山未曾有机会到地坛植树。可能是当时其他军政头目或薛笃弼（原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等人起的。‘老将军’柏位于方泽坛西棂星门外西南角，杆围4.8米，虽显老态龙钟，但仍充满活力。‘大将军’柏位于方泽坛南棂星门外东侧，杆围5.15米，虽已年过500，但仍绿叶青枝，风华正茂。‘独臂将军’柏位于方泽坛西北角外壝墙外，杆围3.9米，虽因饱尝风霜，久经沙场，仅存一臂，但仍全身‘披甲’不复当年之勇。1983年至1985年间，地坛公园对方泽坛周围进行了重植和补植缺株，使方泽坛周围重现翠柏方阵，再展旧时风貌。”

王仲奋先生所说的“老将军柏”是一株侧柏。“大将军柏”和“独臂将军柏”均为桧柏。其实，早在2500年前的战国时代，我们的老祖先就已经对柏树有了明确的认知，并且记载在《尚书》《尔雅》等经籍中。我们今天在祭坛、陵寝看到的侧柏，其名出自李时珍《本草纲目》，古人称“柏，即椈，椈即柏也。”古人称桧柏名“桧”，并说：“柏叶松身曰桧。”而我们今天在京城随处可见的柏树叫“圆柏”，古人称之为“栝”，并说：“杶干桰柏。柏叶松身曰栝。”

北京地坛里的172株古柏树，其中100多株是侧柏，但现存的30余株桧柏，大部分树龄应在490年间左右，真实的反映了嘉靖九年（1530年）实行“天地分祀”，在天地坛南天门外建圜丘，在安定门外建方泽，在朝阳门外建朝日，在阜成门外建夕月（月坛古柏树在日伪时期被砍伐殆尽），其所新建四坛周围广植“株行有距”的“仪树”并不是侧柏，而是桧柏。这在圜丘坛周围现存的1000余株桧柏（有的是嘉靖九年后，明清两代补植的）得到了有力的佐证。在“朝日坛”圆壝四周现存树龄约480年的桧柏有10余株，也可以得到佐证。至于，明世宗当年为什么要在“天地分祀”时，在新建四座郊坛周围不种侧柏，而改植桧柏问题，属于笔者正在深入探究的另一课题，在此不做赘述。

我们还是“书回正传”，回到那株“老将军柏”上来，探讨一下他的身世之谜。这株侧柏的树围是4.8米，树径大约是1.5米，像这样的古侧柏在天坛祈年殿七十二长廊北面，大约有20余株，他们的树形、树貌完全一样，天坛的这些古侧柏挂的树牌，树龄皆为“约620年”，而地坛这株“老将军柏”挂的树牌，树龄却是“约400年”，与实际树龄相差甚远。“大将军柏”标的树龄也是“约400年”，又云“此柏应似地坛的始植柏”，也与其树龄相差甚远。像这样的古桧柏在圜丘坛标的树龄大部分是“约490年”，日坛标的是“约480年”，还是比较确切的。

根据这株“老将军柏”的树围，比照天坛祈年殿周围数十株树龄“约620年”的古侧柏，笔者认为他不是嘉靖九年（1530年）地坛的始植柏，嘉靖九年在安定门外建地坛时，这株古侧柏就已然存在此地了。例如，朝日坛圆壝东棂星门外西南隅有一株“九龙柏”，系一株五代至隋唐时期的侧柏，树龄约1100年左右。又例如，天坛七十二长廊北侧有一株名木“莲花柏”。《天坛志》记述：“莲花柏，位祈谷坛七十二连房之北。桧柏（笔者注：实为侧柏），枝繁叶茂，分杈甚多，其状宛若莲花初绽，故以莲花诩之，颂为‘莲花柏’，‘莲花柏’干径与其余柏树迥异，常有疑其为元代遗物者。” 这株“莲花柏”的树围大约在六七米左右，设有保护围栏。

那么，这株“老将军柏”究竟有何来历呢？史籍中没有丝毫的记载。北京著名的古侧柏有位于密云新城子乡的“九搂十八杈”，中山公园社稷坛南门外的七株辽柏，太庙里据传为永乐帝亲植的“神柏”，还有天坛公园的“柏抱槐”等。地坛位于安定门外，元大都时位于光熙门内“千斯仓”（元代的粮仓之一）迤西，其地有安福庄、东营房、胡井村等村落。据此，笔者斗胆猜测；在元末明初时，这里要么有一座皇亲国戚的古墓，要么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关帝庙，仅系据“老将军柏”的树龄推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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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北京工业志鉴专家

原北京工业志编审

2026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