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那次高考，是一次改变我命运的考试。四十多年过去了，关于那次考试的许多细节仍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1977年8月，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传来，令我怦然心动。然而我没有报名，连想也没想，因为心有余悸。我是1967届初中毕业生。初中二年期末考试的时候，轰轰烈烈的运动开始了。也就是说，初中的课程我没有学完。初中的几何、化学，是我后来自学的。

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我是带着课本去的，梦想有一天能重新走进教室，但是这个梦想很快就破灭了。两年以后，全旗有两个知青被推荐去上大学。据听说，其中一个被招生的老师问：“你说说，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等于几？”他回答说：“四分之一。”由此我知道了：能不能被推荐上大学，不取决你的数理化学得好不好。那个年代拍摄了一部电影：《决裂》。其中有句台词：“谁说他没有上大学的资格？他手上的老茧就是资格！”其实不尽然：我当时手上的老茧不比谁少，但是被推荐上大学轮不到我头上。

1973年大学招生制度有所改变：推荐与考试相结合。我想：既然考试，那自然要凭成绩说话了？于是我报了名。我那时已经是一名铁路工人了，经过一番复习之后，满怀信心参加了考试。我的一位表亲是当地中学教师，他打听到了我的分数，特来告诉我，成绩不错，等着好消息吧！然而我等到的是：有位考生交了“白卷”，然后，成绩好不好又不是决定因素了……我眼巴巴地看别人上学走了。

有个跟我一起插队的同学那次被录取了。听他说，这批大学新生开学先补课，数学课从正负数补起——那是初中一年级的课程啊！就这样，学生们还起来造反，抗议老师“填鸭式”的教学。因为离开学校多年，那些知识早被忘光了。

大学没有上成，工作中不小心又扭伤了腰，后来发展成腰间盘突出，折磨了我许多年。这还不算，回家过年，父亲跟我大闹一场。他怪我没事找事，他骂我不安分……我知道，他心里也不会好受：由于他的原因，他的儿子失去了上大学的资格。可是历史已经铸成，他又有什么办法！

1977年的第一场高考过后，我的心又不能平静了。拨乱反正，一系列“极左”政策的改变，使我重新燃起了希望。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说，高考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 “这是招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政审标准，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了解到这些变化，我都后悔错过第一次报考的机会了。

1977年，不但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个人生活的变化也不小。我结了婚，有了一个女儿，接着又调动了工作单位。一天，妻子拿来一些卷子让我看，说这是今年北京高考的试题。我一看，好多题我都会呀。要不，明年我也去试试？妻子说：“去吧，我支持你。”去不去呢？我还是犹豫不决。我问小女儿：“爸爸去考大学，你说，能考上吗？”一岁多的女儿脆生生地说：“能！”好吧，那我就去试试。

开始复习了，才发现困难不少。白天上班，复习只能在晚上，可晚上还要带孩子。妻子是电影放映员，晚上要到各基层单位去放电影。我先得哄女儿睡着之后才能看会儿书。时间少不说，复习材料也少。离开中学校门10年了，环境换了三次，手头一本课本也没有，更没有人辅导。语文凭老底子；历史凭零碎的记忆；数学，凭一本“知识青年自学丛书”的《数学》；地理，靠一本《知识青年地图册》。凭着那本《数学》，我数学只考了不到五十分。有一道大题我说什么也做不出来，因为我不知道 “圆切角定理”——那书里就没有。

单位领导不大支持我报考大学。临近考试，我请假在家复习。才过两天，老师傅来家中找我：“领导让你去上班。”我很无奈。领导并没有恶意，不过是想把我留住。直到录取通知下来，领导还让一位党员师傅跟我谈话：“咱考上了没有？考上了！可咱不去……”我抢白道：“我干嘛不去？”师傅没话了。我是带着工资去上学的，其间，单位领导还给我涨了一级工资，这让我很是感激。

我的考试总成绩是357.5，不算太好，但也超过了当年340分的录取分数线。接下来的时间就是煎熬了：我听说几个比我分数低的都被录取了，我却总也得不到录取通知。心里打鼓啊：是不是因为我父亲的历史问题政审通不过？是不是因为我结婚了学校不要？

妻子借着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到位于台基厂的招生办为我打听情况。负责接待的老师非常和气，告诉她说：“不用着急，回去听消息吧，他会有学上的！”

果然，北京市扩大招生，办了几所大学分校。我被人大二分校录取了。后来知道，办大学分校这件事，是邓小平同志委托林乎加同志做的。

我很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机会，刻苦学习，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在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日报，做新闻工作一直到退休，为党的新闻事业尽了我的绵薄之力。

饮水思源，我不能不感谢1978年的高考，因为它改变了我后来的人生轨迹。我非常清楚：人的命运从来不完全取决于自己。如果不是邓小平同志拨乱反正，就不会有高考制度的改革；如果没有高考制度的改革，千千万万像我这样的人就无缘走进大学。人，要知道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