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在我童年时，还是给我留下了不错印象的。我记得，他那时只要有空闲了，一定会抽出时间来陪我和我弟弟玩。也是因为父亲从小就多才多艺，他会的东西特别多。

比如，他会像杂技演员一样，找来一根一米长的细棍子，将一头放在鼻梁上，或是下巴上，然后松手，眼看着那根细棍支在他鼻梁上，或是支在他下巴上晃来晃去，就是不掉下来。每到这时，年幼的我和弟弟，都会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以一种十二万分崇拜的眼光，看着父亲的表演，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还有，他那时只要一有闲工夫，就跟我们兄弟俩下棋。我们家里买了各种棋，什么军棋、跳棋、象棋，除了围棋我们不会下，别的棋，父亲都喜欢跟我们下，当然，我们兄弟俩是输多赢少，即便是赢的那两盘，也是父亲他老人家故意让给我们的。

另外还有一个娱乐项目，是每到礼拜日，全家经常性的活动，也是我和弟弟最喜欢参与的，就是玩牌。

我们那时候玩牌，基本上玩的都是“争上游”，它又有一个名称叫“跑得快”，就是看谁先把手中抓到的牌出完，大小猫和“二”是主，大小猫是火箭，四张一样的是炸弹，也可以三带一，或三带二，出顺子差一张时，有时可以用大小猫代替其中一张，有时不允许，这就全凭玩的人当场决定。我们每次玩牌，都围绕着家里一个小方桌，父亲、母亲和我们兄弟俩，总共四个人，正好坐在桌子的四个方位。因为有家务活要干，母亲总是缺席，即便父亲努力劝说，“跟孩子们玩一会儿吧？”她也总会说一句:

“我还有许多衣服要洗呢，你们玩吧！”

父亲只好在我们眼巴巴地盼望下，放下手里正忙的活儿，陪我们一起玩。我们那时很爱跟父亲玩牌，这一方面，让我们感觉到家庭的温暖，还有另外一层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每一次玩牌，输了的人，都要接受“钻桌子”的惩罚。现在想想，这种惩罚，应该也是父亲发明的。

我们家玩牌的桌子，也是平时吃饭用的桌子，四四方方，四条腿，上面一块赛璐玢光滑的桌面，绘着一幅山水画，远山近水，有小亭子，有读书的学子，有挑柴的农人，显得古色古香的。

我们几个人，玩牌不管谁输了，都要从自己座位上趴下，然后，从桌子底下钻过去。我和弟弟，那时年纪小，身子也灵活，从桌子下面钻过去，一点不费劲，就像在玩“捉迷藏”的游戏。可大人们就不行了，每当父亲蹲下他那高大的身子，摇晃着宽宽的肩膀，脸红脖子粗地，从那又矮又窄的桌子底下钻出来的时候，我们兄弟俩，都会笑得连鼻滴泡都出来了。那时，真的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

大概正是这个缘故吧，母亲在参加了我们这次活动，在有了一次“钻桌子”的经历后，就开始以各种理由，拒绝上桌跟我们玩牌了。

父亲会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比如，他会拉二胡，会唱京剧，他最拿手的就是唱老生马连良的戏，什么《空城计》《甘露寺》《赵氏孤儿》等等，他张口就来。他还特别喜欢自拉自唱，就是一边拉二胡，一边清唱，全楼的人没有不知道的，“老戴，正经是唱京剧的一把好手”。

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一阶段，京剧“八个样板戏”非常流行，我受家里的影响，也免不了哼哼唧唧学唱一番。

那一年夏天，天气异常炎热，晚上人们在屋里都待不下去，都出来乘凉，每个人都穿一件宽松的挎篮背心，摇着一个大蒲扇，在外面聊天。我们家很少出去乘凉，与邻居们聊天，但那几日，父亲不知怎么考虑的，每天晚上，也拿着一把二胡坐在楼道的台阶上，“吱吱呀呀”拉个不停，吸引了楼上许多小孩子，坐在两边，安安静静地欣赏。那天我也凑到跟前，没想到，父亲一把把我叫住:

“小明，你不是爱唱《智取威虎山》杨子荣那段吗？你也来给小朋友们唱一段。”

周围的小孩听了，都一起鼓掌。

我从小就内向的厉害，跟陌生人说话都脸红，但架不住父亲点名，只得半情不愿地站起。结果，父亲的胡琴声一响起，我刚唱到“穿林海，跨雪原”这一句，嗓子就劈了，唱不下去，害臊得满脸通红，一扭身跑回自己的家躲着去了，后面只听见父亲，用二胡把那段著名曲子拉完，赢得小朋友一阵掌声。父亲回到家，并没有说我，但从此，也不在再当众叫我给大家表演了。

从那时起，我就知道，自己这个性注定上不了台面，不能给父母脸上争光。

这种感觉，在亲戚家串门，他们吃完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每个人都需要演一个小节目时，我这种内向性格，就显得更加显眼。

我前面说过，我们家别看只有我和弟弟两个孩子，可是，我大爷家的孩子却非常多，总共有两个男孩，六个女孩。他们当中除了大儿子东哥远在青岛工作，二女儿宝宝，嫁到济南以外，其他的孩子，每逢春节假日，都会分成几拨在我们家聚齐，这时，无疑是我们家最热闹的时候。

因为人太多，通常都是父母，和我的这些哥哥姐姐在一个大桌，我、弟弟、小青，还有几个小孩，被分到下面的小桌；尽管按照辈分，我与那些来访的大人们一般大。

吃完饭，最精彩的节目就开始了。就是大人所在的桌子，每个人都要挨着个表演一个节目，这在我看来，是人生最尴尬的瞬间，可在那些哥哥姐姐们眼中，却成了最好的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他们通常都是轮着叫起来表演，一般是男哥打头阵，他的嗓门洪亮，又爱张罗，毫不怯场，当即就献出自己拿手曲目，帕瓦罗蒂的《我的太阳》。他高亢的男中音美声唱法，博得在座的一致掌声。然后，是那些姐姐们的节目，他们有的是跟自己爱人一起演唱，有的是充满激情地朗诵一首诗。我记得喜宝姐，在大爷女儿家里排行老四，当时是在河北衡水市妇联工作，也算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女干部，她最喜欢朗诵的，就是王蒙在《青春万岁》里面那段经典的台词: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们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缨珞，编织你们......”

她的朗诵同样获得最多的掌声。

这场饭局的主人，父亲与母亲的表演通常压到最后。母亲虽然不像父亲那样，有数不完的才艺，可是她天生有一副好嗓子，当她用女高音的声调，唱出郭兰英的名曲《人说山西好风光》时，她那像黄莺一般的歌喉，能直冲云霄，透过窗外，传出很远很远，常常惹来外面毫不相关的人，大声鼓掌叫好。

到了父亲这里，这场演出就算到达顶点，他一般都是先唱一段京剧，比如，我爱唱的“穿林海，跨雪原，我气冲霄汉......”，那最难驾驭的高音，也被父亲轻松拿捏。然后，再唱一首当时正流行的革命歌曲。

最后，父母与她们会同唱一首《三套车》，作为这次聚会的结束。《三套车》，是前苏联非常有名的歌曲，不仅是这首，我发现许多前苏联歌曲，他们都会唱，而且，还都唱得激情澎湃，优美动听。

每到这时，我都只有在旁边，傻傻观看的份儿，参与不了一点儿。

多才多艺的父亲，其实未尝不想把我打造成他那样，就像我在文章里提到的，他曾教我学围棋，在农展馆教我学骑自行车，还有就是教我学游泳。

玉渊潭，那时我们习惯了叫它“八一湖”，每年一到盛夏，湖边就堆满了大人和孩子，他们都是来这里游“野泳”的。

所谓“野泳”，就是在没有人看护的水池里，自己随性游泳。“八一湖”可不是小池子，而是一大片湖面，它分成东湖与西湖两块，东湖水深，没有人敢上那里。西湖，稍微好些，挨着一条堆积了石头、土堆、杂草的湖岸，那里的水由浅入深，正适合各种水平的人游泳。但是，因为从来没人清理，湖水潜藏着许多水草、漩涡、急流，水性不好的人，来这里还真是很危险。

父亲显然把这块地方勘察好了，才放心地带我这个旱鸭子，来这里学游泳。为此，他特意给我买了一条游泳裤，在湖边，找个灌木茂密的地方，把它换上，然后，领着我赤裸着一双脚，就来到“八一湖”前。

这时，湖前已是堆满了人，不少大人已经在湖水里，恣意遨游。更多的是一些孩子，在父母指导下，下到浅水区，手把手教他们游泳，还有的，则是在岸上做着蛙泳的基本动作。父亲，教我也在岸上先学会动作，自己忍不住到湖水里，适应片刻，就开始游开来。父亲即便是在游泳，会的姿势也是真多呀。他有时是蛙泳，有时是自由泳，有时是蝶泳，有时又是仰泳。记得当时，我第一次看他仰泳，整个人肚皮朝天，躺在水上，一动不动，可是给吓得不轻，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直到看见父亲不一会儿，重新翻过身，神态轻松地挥动双臂，划回岸边，我才松了一口气。

父亲在水里教我很认真，一会儿扶着我的腰部，一会儿让我双手，抓住他的双手，还教我脑袋如何下到水里，憋气、呼吸，睁眼、闭眼。可是我却怕得要死，尤其当我的头埋进水里，感觉自己要死了似的绝望，手脚止不住地乱蹬，急着把头从水里伸出来，拼命吐水。动作在地面上倒是学会了，可一到水里，每次都是下了天大的决心，双脚就是不敢离开湖底，让自己浮起来，更不要说往前游几米。

这样，去了“八一湖”几次，父亲终于失望，让我回家，以先找个洗脸盆学习憋气为名，从此，断了再教我游泳的念头。

就这样，小时候的我，既不会游泳，也不会下围棋，更不会北京小孩人人都会的骑自行车。就是自己喜欢的唱歌，背着人，还能哼哼两句，可是一到人前，就彻底拉胯，羞涩地不敢张嘴。

与父亲的多才多艺正好相反，我是一个什么也学不会的“笨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