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三年的经历，对于我来说，是痛苦，也是孤独的。每天我只有在拼命阅读中，才能忘记掉这些痛苦，也正因为这样，那时我读了许多课外书。慢慢地，在找不到我真正朋友的现实里，书籍就成为了我最好的朋友，最好的伙伴，一直陪伴我到现在。

我家里储藏有许多大人书，大部分都是父亲一本一本购买来的，它们按照不同类别，分别放在家里不同的两个地方。一类是政治、历史、生活的书籍，放在明面，父母卧室一个四层的玻璃书柜里；另一类是文学、棋类的书籍，放在暗处，一个只放衣服的储藏室的暗格上，那个暗格只有很窄的两行，是我在小时，与亲戚孩子玩捉迷藏游戏时，偶然发现的。

到了上中学，压抑的学习环境，让我每天都像生活在地狱一样难熬，我不敢跟家长说，更不愿和老师提，那我只能有一个办法:逃学。

逃学很简单，可是这之后，我要躲到哪里去？就成了那时，我每天都要绞尽脑汁思考的一个大事。那些日子，我几乎把家里能躲藏的角落，都藏遍了。像那张带有弹簧的棕床下面，厨房后面的小凉台，紧挨天花板嵌在墙内的顶柜；还有，就是小时候玩捉迷藏、我最熟悉的那个储藏室。

那一天，上学的时间一到，我又像往常一样，假装把大门一关，转身就躲进了储藏室里。耳听得姥姥拖拖拉拉，鞋子蹭在地面的声音，来来回回，我的心口怦怦跳得厉害。半个小时后，姥姥的脚步声终于停止，我猜测，她已经回到自己床上休息了，我才打开衣柜门，深深透了口气。可就在我打开衣柜门的一瞬间，借着外面透过来的亮光，我突然发现，在储藏室最里面的一个角落，好像放着一个很大很大的旧木箱子。

我顿时眼前一亮。

过去，我多次藏到这个储藏室，却从来没有发现过，可能是那只箱子上堆了许多被褥、枕头、床单，又被挂着的大衣遮掩住的原因吧。今天，能让我看到真是意外，我就像发现什么宝贝似的，感到格外惊喜。

我按捺住心里极度的兴奋，单等姥姥出门买菜去了，从抽屉里翻出一把手电筒，又把旧木箱上遮盖的东西，统统搬走，急不可耐地把箱子盖打开。立刻，一股发霉的味道扑面而来，我拿出手电筒往里一照，明晃晃的灯光下，箱子里放着的是一摞摞书，用麻绳捆着。

我这个人有个特点，一见到书就会兴奋得不知所以。当我发现那成捆成捆的书，竟然被扔进这样一个破旧木箱子，就感觉，那是被捆着的一个个士兵，正迫切等待我的拯救。尤其是看到，所有书籍的上面，都沾满了灰尘和蜘蛛网，因为长期屋子潮湿，有些书的封面还长出霉菌，有的书页也已发黄腐烂，更多的书被耗子给咬成一个个洞。我心痛不已。

我把捆绑它们的麻绳一一解开，拿到储藏室外面，父母的卧室地上，趴在地上，无比怜惜地注视着它们。发现别看这么一个破旧的木箱子，里面竟然储藏着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名人著作，它们是《别林斯基选集》《杜勃罗留波夫选集》《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契柯夫论文学》以及高尔基的《文学论文选》，黑格尔的《美学》，刘鑫的《文心雕龙》，严羽的《沧浪诗话》这些名著，就如一颗颗璀璨闪烁的珍珠，散落在无人知晓的沙滩，我每拾起一本翻阅，便如同走进美的故乡，梦的王国，神话般的世界。那些华彩飞扬的辞藻，精妙绝伦的隽语，奔放横溢的情怀，无一不使我陶醉，无一不使我向往。

我正陶醉其间，忽听得有开大门的声音，这一定是姥姥买菜回来了。我赶紧把书放回旧木箱，把盖子盖好，还有被褥、衣服、枕头，自己也像小耗子一样，重新钻进储藏室内。直到估摸着放学的时间快到了，我才从父母卧室钻出来，悄悄开了大门，假装从学校刚回来的样子，跑进屋，冲着姥姥大声报到：“姥姥，我回来啦！”平安无事地度过这一天。

那时，父亲去了房山农村下放劳动，很少回来，家里就只有姥姥和母亲。母亲也是从市委下放到在工厂上班，每天工作很累，晚上回来基本上就躺在床上休息，每天都难得与我们说上一句话。

我那天发现旧木箱的事，完全没有暴露，我暗中庆幸。但有一次，家里发生了一件事，把我吓了一大跳。

事情起因，与我母亲有关。我父母都是极其简朴的人，一件衣服，往往能穿上好几年，因此，好不容易有一件比较贵的衣服，都非常珍惜。后来我才知道，在我经常躲藏的储藏室里，就挂着这样一件母亲穿的呢子大衣，是父亲咬着牙，花费了一个月的工资才购得的。可是，就在那几天，母亲突然发现，那件她最喜欢的呢子大衣，不见了，被人偷了。

当刚听到这个消息，我显得比父母还要着急，慌里慌张地跑到储藏室，往里边看。只不过，我担心的并不是衣服是否丢掉，而是我那一箱书，是否也被小偷偷走了。在我意识里，那一箱书既然最初是我发现的，就已经属于我的，谁拿走，我都不答应。好在，我的那些宝贝还在。

至于，究竟是谁把我母亲大衣给偷走的，没过几天，警察叔叔也有了回话，是本楼一个叫包文生的男孩偷的。包文生，因为是去偷别人家的东西，被抓到，才把在我家偷呢子大衣的事，也一起交代出来的。

包文生，住在二单元四层，从小就不学好。一次，一个训斥过他的邻居，从楼下经过，他竟然跑到厕所，把自己刚拉的一团“粑粑”用纸包上，从四楼扔了下去。因为这事，他一下子出名了，人们都不叫他真名，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包屎扔”。

包文生偷的那户人家，也住在我们家，就在我家楼上，户主叫张国维，在外贸驻京联络处工作，他爱人是音乐学院的钢琴教师。有一天，他爱人出去买菜归来，正准备掏钥匙，忽然听到屋里有翻箱倒柜的声响，他爱人吓得没敢开门，就急忙跑去报告了派出所，等到民警赶来，小偷早已携带了钱和值钱东西逃走。后来，还是按照留下的手印，查获到这个盗窃贼，就是住在我们楼的包文生。

唯一可惜的是，虽然查出是他偷了我家的大衣，但他已经把大衣卖掉，得到的钱都已挥霍一空。这件事，让母亲难过了许久。

我却不关心这些，我只关心我旧木箱里的书。我害怕，这些书有一天，也会被小偷偷走，决定要把它们转移，转移到我能够随时看到的。

那几天，我就像一个要储藏冬天粮食的仓鼠，时刻准备着。终于有一天，我等着机会，父母都去上班，姥姥也不知道去谁家聊天，家里只剩下我自己一个人。我使出浑身力气，把旧木箱拖出储藏室，把那些书全部搬出来，让囚禁了不知多少年的士兵，彻底获得解放。然后，把空箱子移回原地，那些世界名著，码成一摞摞地放在玻璃书柜的空处。

这样，我坐在写字台上写作业时，就可以随时看到这些书籍，小偷再也不会把它们偷走了。

那些日子，我几乎每天写完作业，都会习惯性地一伸手，把身边的名著拿过来，认真阅读。看到叫自己怦然心动的句子，也会翻开我那个小日记本，将它们记在上面:

“任何一个人类生活的时期都是美丽的，都应该有自己的歌和自己的歌手”。

“首先，在艺术的领域上，倾向要不是按才能支持着，是不值一钱的；其次，倾向本身必须不仅存在在头脑里，却主要地必须存在在心里，在写作的人的血液里；它主要的必须是一种感情，一种本能，然后恐怕再是一种自觉的思想——倾向非像艺术本身那样地生发出来不可。”

尽管别林斯基的这些话，这些文章，对于还是孩子的我来说，过于深奥，无法进一步地钻进去，当时只是非常喜欢他的文采，但已足可以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后来，大概是这些文艺理论的书看得有点多了，有一阵子，我甚至也大着胆子，胡乱给我看过的小说，写起评论来。

是的，在那个旧木箱里，除了有这些评论的书，还有我最喜欢看的小说。尽管它们是作为批判的“毒草”，收集在一个文集里，我忘了那文集叫什么，但很清楚地记得，在每篇批评文章后面，都附上小说的原文，那些小说分别是庐隐的《海滨故人》，叶绍钧的《潘先生在难中》，郁达夫的《沉沦》，柔石的《二月》。

比之批判文章，我更爱看那些情节动人、文笔生动的小说，每一篇，我都看了不止一遍，看过之后，还在日记本上写下它们的读后感。

像庐隐的《海滨故人》，写了三位女友不同的坎坷经历，他们共同的感慨也构成了我的感慨。叶绍钧的《潘先生在难中》，写一位教师在动荡社会随机应变、苟且偷生的处世哲学，这同样使我表示深深的理解和同情。郁达夫的《沉沦》，描写了一位留日学生盼望祖国富强，但因为受了旧社会的压迫而感到郁闷，最终沉沦而死的故事，我看到此更是差一点落下泪了，那热切的呼唤，变态的心理，执着的理想总在脑际萦绕盘旋。柔石的《二月》更是动人，它叙述了一个有志革除弊端的社会青年，想通过教育救国，却反而被镇上的市民们不理解，陷入深深苦闷和孤独之中，只好离开学校。

我几乎能在所有小说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在现实生活中，我无疑具有露沙所选择的不幸命运，有潘先生万事不得罪、安心读书的为人之道，有“我”的对现实不满和大声疾呼，也有肖涧秋身处无人理解的孤独处境。我面对他们，仿佛是面对自己，时而感叹，时而悲哀，时而激奋，时而又表示无可奈何，我为人的真性情，在他们面前暴露无遗。

父母恐怕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些书曾给了我多么大的启发，如果不是它们，我可能至今也走不上文学这条路。

这只旧木箱里的书，陪伴我走过了四十多年，直到退休，我要搬去新家，这些宝贵的书籍实在带不走，我才忍痛，以母亲藏书的名义，捐给了她生前的单位——北京城市规划委员会图书馆，希望它们在那里继续给人以启迪，给人以梦想。

这些旧木箱里放置的书，又回到了它的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