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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抗日战争的序幕刚刚揭起，许多诗人就怀着高昂的爱国热情和极大的民族义愤，毅然投身到了抗战的伟大斗争。

他们或进行抗日的文字宣传，或从事实际的救亡工作。他们拿笔当武器，为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呼唤、呐喊，怒吼、歌唱。他们走出战前狭小的生活天地，去到人民群众争取生存的广阔空间。很多作者走遍了半个中国，目睹了祖国的穷迫和危殆；很多作者亲历了多年的前线生活，体验到战争的艰苦和光荣；很多作者都经历了从前方战区辗转到大后方的过程，身受了战争各个阶段的考验，深切地理解整个民族的灾难和希望；很多作者为了寻求光明，冲破重重艰难险阻，从国统区奔赴抗日民主根据地，涌向宝塔山下，投入到黄河之滨聚集的由共产党领导的困不死、打不散、压不垮的抗日先锋队伍之中。

战争不仅振奋了、鼓舞了诗人，也在它进行的过程中锻炼和造就了他们。正是沸腾的英雄的战争生活，创造出沸腾的英雄的作家和文学。他们的思想觉悟提高了，视野开阔了，素材丰富了，渴望以自己的诗篇歌颂党，歌颂人民的觉醒和战斗，渴望用自己手中的笔服务于祖国和大众。

这样，就造成了从抗日初期到抗战胜利诗歌空前繁荣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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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甘于民族文化与国土的沦亡，疾呼守土有责，捍卫自己世代繁衍的家园，是抗战时期诗歌创作最普遍的主题。

“九一八”事变后，被日本占领的东三省地区的抗日文学迅速崛起。《松花江上》便首先歌唱作为民族家园的肥沃的土地，富饶的森林和矿藏，以及大豆、高粱等丰富的物产，深切地表现了对家园的眷恋和失去家园的悲伤。

而后日本侵略者又蚕食华北，国难日重。像法国大革命时代产生了著名的《马赛曲》一样，在中华民族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时代，最强烈最具有战争性的《义勇军进行曲》也应运而生。这首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进行曲，紧紧抓住时代的脉搏，高度概括了当时血与火的斗争现实，在敌人用刺刀顶住我们中华民族胸口的时候，发出了战斗的吼声——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这悲壮的吼声，无异于中华民族发自心底的最深切的爱国主义的召唤！这吼声，像狂飚一般，在全国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抗日激情和战斗意志，鼓舞人民“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抗战爆发后，被闻一多先生誉为“时代的鼓手”的田间，进入了诗歌创作的高峰期，他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发表了一系列激励抗日救亡的诗篇。

写于1937年底的长诗《给战斗者》便是影响最大的一首。在这首气势宏大、情感亢奋、形式自由奔放的诗作中，诗人用点得着火的炽热的语言来直抒自己的胸臆，把悲愤的目光投向饱受日寇蹂躏的祖国大地，他用一系列充满民族情调和乡土色彩的意象，描绘出中华民族祖祖辈辈和平劳动、休养生息的画面，表现自己对祖国和人民真挚深沉的热爱。

然而就在这块土地上，现在践踏着敌人的兽蹄，祖国的“田园”和“池沼”散布着敌人的“炸弹和毒瓦斯”。于是，诗人又用一系列血腥、暴戾的意象，组成民族大浩劫的悲惨画幅，控诉日军烧杀抢掠的侵略罪行。尽管敌人的暴行令人发指，但畏怯在这里是不存在的，感伤也与伟大的人民绝缘。于是，诗人用简短、遒劲的诗行有力地表现出反抗的风暴怎样从血泊中卷起，使河流呼啸，火焰爆烈，大地震动！为了从祖国的土地上赶走那一群喝血的野兽，人民是需要战争了！

为此，诗人发出急促而粗犷的战斗呐喊，号召“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自己的血管里”勇敢地“拔出敌人底刀刃”，到保卫祖国的神圣的战场上去：“在斗争里/胜利/或者死”，因为“战士的坟场/会比奴隶的国家/要温暖/要明亮！”全诗抒发的感情既沉痛悲愤，又激昂狂暴，充满了从民族灾难中升华出来的强烈的斗争欲和复仇欲。

闻一多先生由衷称颂：这是一种“鼓”的情绪，它“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力与活力，在这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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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凡是民族面临侵略的危亡之际，也往往都是爱国英雄主义最为昂扬的时代。英雄们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和事迹，既极大地鼓舞全国人民去英勇战斗；更鼓舞我们的诗人去加以描写和表现。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了革命者向往的圣地，很多热血青年是“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诗人何其芳这样记录着1938年初到延安的见闻：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

战争一爆发，诗人艾青就“拂去往日的忧郁”，迎着“明朗的天空”，开始了新的生活和创作的道路。他满怀热情地寻求着光明，“从中国的东部到中部，从中部到北部，从北部到南部，又从南部到西北部”，终于找到了光明的所在——延安，投入了沸腾着的生活的激流。

遍及大半个中国的行踪，使诗人扩大了现实的视野，更深切地感染到时代的精神，同时促成了他创作热情的空前高涨。

在烽火连天的战斗岁月，他把巨量诗歌献给了他的国家和人民。《向太阳》《北方》《他死在第二次》《火把》《反法西斯》等诗集，火热的情感与精炼的诗句凝成了耀眼的光芒。这是作者本人，也是我国抗战前期诗歌创作最丰硕的收获。

在长诗《他死在第二次》里，作者描述了一个“把自己的血流洒在我们所守卫的地方”的兵士。他，在战争中用“曾经拿过锄头的手”拿起了枪，在第一次受伤痊愈之后，义无反顾重又走上战场，他“要从敌人的手里夺回祖国的命运”，他“朝向炮火最浓密的地方/朝向喷射着子弹的堑壕”勇敢挺进，于是“在燃烧着的子弹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呵——穿过他的身体的时候/他倒下了/他所躺的是祖国的土地”。

长诗歌颂了这位兵士的革命责任感和英雄主义，他的激情来自民族的觉醒和解放，他的无畏联系着祖国的生机和希望，一草一木都鼓舞着他再去为之而战斗，而牺牲。

田间创作的《义勇军》曾经传诵一时：“在长白山一带的地方/中国的高粱/正在血里生长/在大风沙里/一个义勇军/骑马走过他的家乡/他回来了/敌人的头/挂在铁枪上”不多的诗行，就勾画出一幅色彩丰富、意境深远的画面，使人仿佛可以看到战士枪刺下闪亮的寒光。他用形象启示人们：“正在血里生长着”的，不仅是长白山下的高粱，而且有全中国人民心底的仇恨。这个骑着战马、挂着敌头，胜利归来的义勇军，既是现实战斗中的英雄形象，又是人民内心希望的象征，给了读者有力的鼓舞。

由于战斗的需要，田间在这一时期还创作了不少的街头诗。街头诗是一种短小精悍的诗的形式。它用寥寥的几行诗句，从一个平凡的事例中揭示出深远的政治意义。它的诗句是浅显的，但却悍泼锐利；它使人一目了然，但又余味不尽；它是一样很灵活轻便的宣传武器，又是很精炼完美的艺术作品。

《阅兵》和《山中——致贺龙将军》形象地描写了人民将领神勇的英姿：“在白杨林边/聂荣臻将军/绿的大氅/灿灿的飘起”和他们无坚不摧的威武：“师长飞马上山/谁也不曾听见/那马蹄一响/他已到半山间/将军轻轻的/冷声一笑：一块石头/也不许他侵犯”。钢铁似的诗句为我们雕塑了钢铁似的英雄。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充满凛然正气、壮烈不屈的英雄何止千万，他们都为我国抗战文学作品所一再表现和歌颂。正是由于这种英雄主义本身焕发出耀目的光彩，使得抗战文学中许多反映这一英雄主义的作品同样光耀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