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逢地坛书市，恰好刚刚读完故宫博物院考古部李纬文副研究馆员的新书《幸会地坛：从皇家祭地到游人“看海”》。作者从尘封的奏疏中，梳理出地坛蜿蜒缠绕的历史线索，带领读者走向幕后，一窥关于“大祀之议”的纷争。这本书还搜集了百年前报纸上的“豆腐块”，用当年的新闻述说地坛公园前身京兆公园的命运。作者效仿金梁的《天坛志略》，其写作视角是新鲜的，细节的爬梳是细腻的，文辞通俗是大众的，纬织的故事是鲜为人知的，流露的感慨是发自内心的。这是一本填补地坛研究短板及盲点的、值得仔细阅读的好书。

本书不算“尾声”计有三十章，其中前十六章记叙地坛肇建历程及祀典，之后描述“天地分祀最后的危机”、清代对地坛的修缮改建及运营和京兆公园的磨难。

李纬文对存世的明人奏疏集、奏稿谙熟于胸，书中多处引用了张孚敬（即张璁）的《谕对录》《罗山奏疏》、夏言的《桂洲奏议》、李时的《南城召对》、方献夫的《西樵遗稿》、魏校的《庄渠遗书》、黄光升的《昭代典则》，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等。透过这些文字记录，读者可迅速把握“奏疏里的密谋”“方献夫的及时离场”等细节。其中，最精彩的数“霍韬截击夏言”后的“议郊祀之第一骂战”。

嘉靖九年二月十二日，明世宗下旨开启郊祀大辩论之后，在强烈反对分设南北两郊的合祀派众人中，又出现了詹事府詹事霍韬的身影。霍韬的反对力度超过一般人，而且与那些人直接与天子对话的方式不同，他锁定了分祀派幕前的第一活动家夏言，大有绕过皇帝的保护伞截击夏言的意味。他的奏疏原文载于《昭代典则》卷二十七。夏言很快做出反应，于嘉靖九年三月初三上奏了一封《申议郊祀及辩驳詹事霍韬天地分祭奏词疏》。夏言的这份奏疏一经公布，霍韬迅速回应。不过他没写奏疏，而是给夏言写了一封公开信——《与夏公瑾书》。霍韬还抄了一个副本，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统称三法司——留档传阅。夏言直接将这封信上报给皇帝。他说，霍韬奉旨议郊祀，既然有自己的观点，就该“明目张胆，尽忠以告”。一封奏疏说不明白，上两封、三封乃至几十封都无不可，何必私下给我写信？我如果真有罪，他向陛下请旨治我的罪就是了。他先给我私下写信，然后又把私人信件交给三法司留档，有这样的制度吗？然后夏言历数霍韬有七条“无君之罪”。明世宗大怒，下旨由锦衣卫逮捕霍韬，打入都察院狱。不过，入狱的霍韬马上作幡然醒悟状，“上书哀祈”。后来，明世宗念其于“大礼议”有功，还是放了他一马。

嘉靖九年五月十三日地坛“兴工”。同日开工的还有天坛、日坛和月坛。开工之时，四座郊坛还没有确定设计，甚至没有确定占地规模，场地的拆迁也没有完成。用今天的说法，这四坛都属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工程”。到了清乾隆十四年，清高宗依据“天玄地黄”，下诏将地坛皇祇室和方泽坛坛壝原有的绿色琉璃瓦一律改为黄色琉璃瓦。这才有了如今人们熟悉的色彩表达。

和如今游人如织的境况不同，当年，没有祭典的郊坛还是挺寂寥的。作者很幽默地在书中写道：自古郊坛能有什么特产？首先是产出风霜雨露，云气如龙，第二便是产诗。接下来，还有个鲜为人知的事儿是这里的草能卖钱——因为没人践踏，也无牲口放养，于是野草长得繁茂无比。按照制度，太常寺让坛户割草贩卖，征收所得，用于祭祀开销。据《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记载，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朝廷议定天坛每年征收58两草价银，地坛22两。

地坛蕴藏的历史文化是博大精深的。走过明清两朝，1925年地坛成了京兆公园，历经沧桑的它作为市民的公园已经百多年——中间有好多次差点湮没。所幸，北京的“九坛”基本全部得以存世。这似乎是冥冥中的苦心安排，但究溯其历史渊源，还是“天地人合一”的力量使然。

原载2026年9月18日《北京晚报》五色土栏目

作者系北京工业志鉴专家

原北京工业志编审

2026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