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战士。1934年10月开拔的红军长征，发生在他出生前8年。
他是中国新闻界长征战士。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50周年的1984年，他在中国新闻界第一个全程按中央红军长征原路徒步重走，用368天写下300多篇“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纪实报道，并发掘报道了传遍全国的“半条被子”的经典故事。
他就是原经济日报常务副总编辑罗开富。
2026年10月，徒步重走长征路已经过去42年，85岁的罗开富行走时开始拄着拐杖，但只要说起1984年10月16日傍晚从江西于都河启程的那一刻，他的眼神就会迅速闪亮，整个人就像一台重新启动的发动机，精神依然是那样抖擞。
红军先烈精神召唤重走长征路
1942年，罗开富出生在浙江湖州农村一个贫苦家庭。因为家里太穷了，刚够当兵年龄，村里就推荐他报名应征。
幸运的是，罗开富条件合格，光荣参军，加入了铁道兵部队。
上世纪六十年代，罗开富随部队开进大西南，参与成昆铁路建设。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程，沿线悬崖峭壁，山高谷深，需要筑路官兵用钢钎和炸药，一寸一寸向前掘进。
罗开富身上有做宣传工作的细胞。当兵三年后，他被部队选为新闻报道员，下连队一线采访成为主要工作。因为地质复杂，工程施工过程中时常发生塌方、泥石流、高空坠落等险情，隔三岔五就会听闻工地发生险情的消息。
罗开富所在部队承担建设的成昆铁路段，恰遇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路。他在下连队时经常看到一些牺牲的铁道兵墓地紧挨着长眠红军烈士墓。
这些红军墓让罗开富内心破防。他看到大部分的红军烈士墓，墓碑都非常简陋，只有少数刻着名字，很多的碑默默无名，只是静静地卧在山坡上，长年与荒草为伴。
罗开富还听过许多长征故事。从这些故事中，他了解到长眠在铁路沿线的红军烈士，很多人牺牲时差不多和自己相仿甚至更年轻，他们没有看到胜利，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正是这些人凭双脚走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用血肉之躯铺出了一条通往新中国的道路。
罗开富说：“什么叫视死如归？红军战士走长征就是视死如归！”他从那一座座沉默的坟茔里，从那些比他岁数还小就牺牲的红军战士身上，读懂了这四个字。
红军墓碑看到的多了，罗开富脑海中冒出了三个想探索的问题：红军为什么愿意把命丢在这条路上？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一批什么样的人？中国共产党靠什么打下了天下？
罗开富还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想念红军，感恩红军，但一个没有亲身走过那条路的人，凭什么写那条路上的人？一个没有用身体丈量过苦难的人，凭什么解释什么是信仰？
正是在那个时期，罗开富萌生出一个心愿：在人生的某一天，要沿着红军走过的路，不坐车，不骑马，只用自己的双脚，一步一步完整地走一遍，走给红军看，也走给自己看，和红军一样成为那条路上的一块铺路石。
自愿献身，历经艰辛践行长征全程
1984年，红军长征50周年。
罗开富，时任经济日报云南记者站站长，凭借在大西南艰苦工作二十多年练就的硬朗身体条件，向报社提出了一个报道申请：全程徒步，按中央红军长征原来线路、原来时间节点，重走长征路。
罗开富向报社提出重走长征路，并非一时冲动，而是以纪念长征出发50周年为契机，将自己积淀多年的个人夙愿，转化为一次填补历史上没有报纸用新闻形式系统真实再现红军长征历程空白、反击当年反动派对红军长征历史歪曲、为改革开放“新长征”汲取精神力量等多重使命的新闻行动。
罗开富的报道申请，受到了报社编委会高度重视，并获得了正式批准。为了确保采访报道的真实性和高质量，总编辑安岗为此向他明确了“六个必须”的要求：必须全程徒步；必须按红军同期节点行进；必须沿原路走访、向导签字佐证；必须每日一稿当日发回；轻伤小病必须坚持、重伤才可换人；休整期间必须设法补充采访红二、红四方面军故事。
应该说，这“六个必须”条件非常严苛，但罗开富一一坚定答应，他向编委会表态 “要么病死在路上，要么完整回北京。”出发前，安岗总编辑再次勉励他时，罗开富向安岗总编提了一个要求：“万一自己倒下了，接替的记者要背着他的骨灰走到吴起镇。”
重走长征路，尽管头顶没有当年敌人飞机轰炸，身后也没有当年敌人追兵围追堵截，但比誓言却要沉重千百倍，可谓九死一生。
罗开富走到泸定桥时，遭遇黄疸型肝炎，前后半个月靠生番茄和糖水勉强支撑，体重足足降了50斤，从出发时的148斤降到98斤。在贵州黎平县冰雪山路上，他与向导一起滚落悬崖，导致左腿腓骨骨折，身上背的相机摔碎了，碎片扎进锁骨，但他坚持拖着伤腿，撑着当地侗族老乡连夜为他打的一根铁柺仗，依靠七八十名向导接力搀扶，没有坐一次担架，硬是翻过了五座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雪山。而在过草地时，则是更加惊心动魄。
那是1985年8月17日，罗开富一行10人根据红军行进的原路走进了日干乔沼泽地中心。不料，在抢救陷进泥潭的驮运随队物资牦牛的过程中，10个人全部陷入沼泽。罗开富在下半身陷进泥潭后凭本能晃动身体自救，双腿不能自拔，在泥浆中接连碰到红军先辈们的遗骨。眼看越陷越深，阿坝州藏族向导丹泊和红原县委宣传部领导阿塔尔对罗开富说：“实在不行了，就写几个字包起来扔上岸，好让后人知道我们怎么不见了。”千钧一发之际，幸亏陷进泥潭的牦牛因为呛到了泥水乱蹦起来，向导趁势把牦牛往泥潭边推并成功上岸，罗开富和其他成员才拉着牛尾巴一个接一个被拖出泥潭，摆脱了灭顶之灾。
然而，上了岸不等于危险彻底解除，由于所有的盐巴、面条、干牛粪都在沼泽中泡湿了，10个人接下来又连续几天遇到了威胁生命的严重饥饿。
这次经历，让罗开富对红军过草地的艰难有了更加深刻的切身体验。罗开富说：“红军战士过草地，在沼泽中人说没就没了，不是吓唬人的故事。饥饿的红军吞嚼火烧水煮后的皮带、枪带、马鞍等，甚至在人粪、马粪中寻找没有消化的青稞粒，也不是编造的故事。”
离开日干乔时，罗开富面向草地跪下，泪流满面地说：“烈士们，我们没有忘记你们，你们是中国人民的精英，也是中国人民永远的精神追求。”一番话，让现场10个大男人哭声一片。
发掘了一个政党的集体记忆
罗开富重走长征路，第一个任务是填补历史空白，用新闻形式系统真实再现红军长征历程。于是，罗开富将求真务实、深入一线的采访作风贯穿全过程，时刻不忘采访挖掘红军长征故事。
1984年11月7日，是罗开富出发后的第22天。那一天，他按红军当年的时序走进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在村里几个点采访过程中，反应敏捷的罗开富发现有一位裹小脚的老婆婆总是不远不近地跟着他。到下午3点，在整个采访快结束时，罗开富主动与这位老婆婆打起了招呼。
老人说的是当地土话，出生在江南的罗开富听不懂，但他没有掉头走开，而是耐心请向导帮助传话。几句对话，向导告诉罗开富，老婆婆问你“记者同志，你回到北京能见到红军吗？当年送半条被子的三位红军姑娘，你晓得她们在哪里吗？”
罗开富一听老婆婆问的是红军的事情，立即取消了动身出村的念头，上前拉住她的手请她慢慢细说。
这一说，罗开富听到了当天在村里采访最动人的一个红军新故事，也是他在重走长征路上发掘到的最具政治意义的故事。
老婆婆告诉罗开富，自己叫徐解秀，已经84岁了。50年前红军长征经过村里。这天夜里下雨，有3名女红军敲门到她家借宿，和她一同挤睡在厢房里。床上原有一条烂棉絮和一件蓑衣、一件袄袍，加上三个女红军带着的一条被子，4个大人和1个婴儿就合盖着睡觉。第二天红军要开拔了，这3名女红军要把随身带的这条被子留给她，她不肯收。一位女红军当场拿起一把剪刀把被子剪成两半，留下半条递到她手里，对她说：“红军同其他当兵的不一样，是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的军队，革命就是为老百姓过上好生活。等胜利了，到时候我们送一条新被子来。”
这句话，徐解秀记了50年，也已经盼望了50年，盼望着这3位女红军平平安安并且重回村里。她对罗开富说：“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人，一条被子能剪下半条给穷人。”
末了，徐解秀流着泪问罗开富：“你能帮我找到这三位女红军吗？”
当时在场的村民朱青松告诉罗开富，那半条被子被后来进村的敌人搜到了，徐阿婆也被敌人拉到祠堂罚跪。徐阿婆在一旁含泪说：“虽然吃了点苦，不过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徐解秀的这番话，让罗开富听得心潮澎湃，用劲记在了采访本上 。告别徐解秀老婆婆后，他翻山走到里田乡，顾不得吃晚饭，点起蜡烛一口气写下了《当年赠被情谊深，如今亲人在何方——徐解秀老婆婆请本报记者寻找三位红军女战士下落》报道。
1984年11月14日，《经济日报》在一版专栏中刊出了这篇报道，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也引起邓颖超、蔡畅、康克清等老红军关注。首都新闻界、党史部门乃至军队系统都参与帮助寻找女红军，连续找了7年多，但始终没有确切结果。
1991年腊月，罗开富带着邓颖超托付的新棉被赶往沙洲村，在村口迎接他的村民朱青松告诉他，“徐阿婆前几天刚走。”罗开富闻讯，随即赶到老人的家，扑通一声跪在徐阿婆灵牌前说：“今天我背来了邓颖超等女红军给你的被子，要是你再等我几天，就能盖上了啊……”
42年间，罗开富先后9次重返沙洲村，跨越时空续写那“半条被子”的故事。42年来，沙洲村3位女红军的“半条被子”故事历久弥新，它见证了人民对共产党的深情。
2016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中说：“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2020年9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湖南沙洲村，在考察“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时深有感触地说：“红军在自己缺吃少穿、生死攸关的情况下，心里还是想着老百姓的冷暖。一枝一叶总关情啊！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队伍，我们共产党人和老百姓的感情就是共用一条被子的感情。”
罗开富重走长征路，他发掘到的红军“半条被子”的故事，从一个村庄的记忆，变成了几代人的记忆。
罗开富重走长征路，他笔下记载的一个农村八旬老人的一句感慨，被一个政党的集体记忆接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