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文学巨匠鲁迅先生辞世。同年，在通州儒林村，一个婴儿呱呱落地，他就是有着“神童作家”“大运河之子”之称的大运河乡土文学倡导者刘绍棠。他们本身并无交集，但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将他们紧紧地接续起来，让“乡土文学”这个名词传承延续至今。

今年是刘绍棠先生诞辰90周年，也是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作为绍棠先生的粉丝，今年年初起，笔者组织和参加了好几个纪念绍棠先生的活动，相关活动还在筹备中，而厘清绍棠先生与乡土文学的关系，也是笔者重点关注的选题。

笔者收藏一张30年前发出的老请柬，这是一张“纪念鲁迅先生115周年诞辰座谈会”请柬，落款时间是1996年9月9日，恰是鲁迅先生逝世60周年，刘绍棠先生60岁，邀请人是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旅游局华都饭店，受邀人是宋汎，内容是邀请其参加当年9月25日举办的座谈会。

非常珍贵的是，请柬被邀请人“宋汎”两个字，是绍棠先生亲自书写的，作为绍棠先生当年的老领导，宋汎已经从市文联党组书记一职退居二线，但是仍然担任市文联副主席职务，他一贯关注和支持京东文学工作，因此和绍棠先生建立了不同寻常的友谊。很多人不知道，他也是著名演员宋丹丹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

请柬中有一句话：“鲁迅先生是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也是中国乡土文学的创始者。”一语中的，既肯定了鲁迅先生之于中国乡土文学的历史作用，也道出了大运河乡土文学之传承根脉。

鲁迅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理论开创者。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中第一次定义“乡土文学”，提出把“乡间死生、泥土气息”写进文字，以乡村书写反思国民性，开创了现代乡土小说源流，《故乡》《风波》《社戏》《阿Q正传》都是他早期乡土文学典范之作。

刘绍棠自少年时代便系统研读鲁迅作品，11岁读到《风波》留下深刻印象，一生把鲁迅视作乡土文学的开山鼻祖与精神导师。他在散文集《我是刘绍棠》中，先后多处提及鲁迅及其作品，直言自己的创作道路深受鲁迅、孙犁、肖洛霍夫三个人的指引，鲁迅的乡土观是他一生的创作指针。

“乡土文学”这个名词，最早出现于1910年周作人《黄蔷薇序》中。1926年张定璜评论鲁迅先生的创作，称之为乡土小说。1935年3月，《中国新文学大系》编纂出版，鲁迅、茅盾等编选的“小说卷”收录了新文学第一个十年（1917‑1927）大量乡土小说，他们在各自撰写的序言中对“乡土小说”“乡土文学”进行概括、命名，是后来中国乡土文学批评与研究最重要的理论资源。

中国乡土文学研究的复兴，始于“文革”结束之后。1981年，刘绍棠在《北京文学》1981年第1期上发表《建立北京的乡土文学》，举起乡土文学大旗，提出“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四项原则，以“土著作家”自居，以《蒲柳人家》为创作范本，追溯鲁迅先生的乡土文学理论，孙犁先生则在《北京文学》1981年第5期上发表《关于“乡土文学”》，对“乡土文学”概念提出疑问。这对“忘年交”的观点碰撞在文坛引发热烈讨论，无形中也助推了乡土文学再次走向大众视线。

此举还引发一番中外学者的争论。80年代初，专攻中国现代文学的日本著名汉学家山口守，抓住这一理论传承关系，提出这样的概念史辨析：同样叫“乡土文学”，质疑鲁迅与刘绍棠二者内涵是否同一或者断绝？

本文引起了刘绍棠的注意，刘绍棠联系了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扛把子”的丁帆，向其约稿《论当代中国乡土文学的现状与趋势——兼与日本学者山口守先生对话》一文，刊发在《新苑》1985年第1期上，直接对话山口守，认为不能简单判定为“断绝”，新时期乡土文学仍承接五四传统，只是时代任务发生变化。

同时，北师大教授、鲁迅研究专家王景山也撰文《鲁迅是“民族派”，还是“西洋派”?——兼论鲁迅和乡土文学并和山口守先生商榷》，反驳将人为划定的“民族派”“西洋派”二元切割，指出鲁迅本就兼具本土根脉与外来思想资源，不能做简单对立。同时认为山口守低估刘绍棠作品内部现实批判的维度，充分肯定了鲁迅和刘绍棠在乡土文学上的接续和传承。

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刘绍棠本人在谈鲁迅与乡土文学关系时，其实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他写下《乡土文学四十年》《我与乡土文学》《乡土与创作》等多部理论文集，反复梳理现代乡土文学源流，他在《乡土文学四十年》一文中说：“鲁迅开创的乡土文学，是五四新文学的重要成果。不过鲁迅那一代乡土文学作家，大多是侨寓都市，回望故乡，带着乡愁，重在揭露农村的黑暗。我主张的乡土文学，是土著作家写本土，扎根在家乡土地上，既要写历史苦难，也要写乡村的人情美、风俗美，要有鲜明的中国气派和地方色彩。我从鲁迅的作品汲取营养，但时代不同，我们的乡土文学不能照搬二三十年代的路子。”

刘绍棠不仅积极倡导乡土文学，还身体力行，尤其是在他生命的后期，他亲自主编文集，组织活动，不断地写与呼，梳理乡土文学脉络，他在和时间赛跑。

1995年7月16日，由通县政府、北京出版社等单位主办的《刘绍棠乡土文学创作展览》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幕，活动的几项内容都是围绕着乡土文学展开的。“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成立，《刘绍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首发式。刘绍棠自述说:“成立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是为了对振兴运河文化文明起到呼唤与促进作用。”“不管我的乡土文学创作成就是大是小，或高或低，但我的作品陈列在这个展览会上，就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造就了一个行得端坐得正的作家。正因如此，我同意成立以刘绍棠命名的乡土文学研究会……”

对于这个研究会，他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到他去世时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就出版了6期《研究会通讯》，同时举办多场学术研讨会，从学术层面固化了鲁迅在乡土文学史的开山地位，带动文坛重新审视乡土小说价值。

“纪念鲁迅先生115周年诞辰座谈会”是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组织的一次重要活动，是绍棠先生念念不忘的一件事情。1996年1月2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就提到“今年9月25日，鲁迅先生115年诞辰，逝世60周年纪念，我想开个《鲁迅与乡土文学》学术讨论会……”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9月25日，“纪念鲁迅先生115周年诞辰座谈会”如期举办。这个时间距离绍棠先生去世，不足半年时间。

两个月后，也就是1996年12月，刘绍棠、宋志明主编《中国乡土文学大系・现代卷》出版，专门开辟鲁迅单元，收录《风波》《阿Q正传》《社戏》《长明灯》4篇稿件，同时并列编入叶圣陶、蹇先艾、许杰、台静农、王鲁彦等第一代乡土文学作家作品，构建出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20年代乡土作家、以孙犁先生为代表的荷花淀派，到以刘绍棠先生为代表的大运河乡土文学的完整文学史链条，这是他留给后人最后的财富。

1997年3月12日，绍棠先生因病去世，年仅61岁。他的后半生将鲁迅奉为中国乡土文学的开创者，把自己的理论放置在鲁迅的延长线上，一手开创了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他还有很多夙愿和未完成的乡土文学事业，等待着后人去挖掘，去传承，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