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宗白华先生
2026-11-18 14:13 来源:  北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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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白华先生是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参加过王光祈、李大钊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并是该组织的最初领导人和理论家之一;主编过《时事新报·学灯》,使之成为五四时期遐迩闻名的四大副刊之一;他识拔了郭沫若,使之有《女神》的诞生;他介绍田汉在日本同郭沫若见面,三人通信结成了著名的《三叶集》;他的《流云》小诗风靡一时,他被誉为五四后期的优秀诗人。以后他又是中央大学的名教授、哲学系主任,在哲学界、美学界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名气是很大的。他在海外和国外一直备受推崇。台湾在1981年就出版了他的选集《美学的散步》,赞誉他是“融贯中西艺术理论的学院派美学家”、“一代美学大师”。近年来,他的学术思想也日益受到重视,他的两部文集都已在人民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分别付梓,可惜他未能在生前见到!

宗白华及夫人与邹士方合影于宗寓前(宗白华题字 1982年1月)
宗白华与邹士方合影于宗寓前(宗白华题字 1980年5月)
李可染赠宗白华《李可染中国画展》扉页(1984年题)
徐悲鸿诞生90周年邮票首日封,上有宗白华、廖静文、徐静斐、吴作人、李可染、常书鸿、张安治、陈晓南的签名(邹士方收藏)
徐悲鸿诞生90周年邮票首日封2,上有宗白华、廖静文、徐静斐、常任侠、张安治、艾中信、刘勃舒的签名(邹士方收藏)
宗白华在邹士方为他拍摄的“佛头宗”照片上题字(1981年春节)
宗白华学生张安治看望宗白华(张安治提供)(1985年)
宗白华在未名湖畔诗碑旁 邹士方摄(1981年12月5日)

什么是美

1980年6月,我在风景旖旎的北大朗润园看望了我的老师、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

宗先生1920年5月到德国留学,专门学习美学及历史哲学。1925年回国后,在南京东南大学哲学系任教。

他的书房里,窗前盆花吐芳,书架上排排书籍,案旁几座石雕,墙上悬挂着油画《蒙娜丽莎》以及几幅西洋风景画、中国山水画和条幅。这一切显示出主人的性格、修养和爱好。82岁的宗教授谈笑风生,兴致极佳。他说:“我原来是学医的,但我觉得我终究不适于拿手术刀解剖人的形体,而较适于用理性探索人的内心,就改行钻进了美学。”谈到中国历史上的美学思想,宗先生十分动情。他说,我国历史悠久,有着灿烂的古代文化,山顶洞人时期就已经有了穿孔的小石珠等装饰品,标志着人有了初步的审美观念。中国历史上有丰富的美学遗产需要我们研究。要研究中国的美学,就必须了解中国古代的思想发展史。人类的思想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历史继承性,对于历史上优秀的东西我们今天应当批判地继承和发扬。

他从康德谈到黑格尔,又谈到马克思。说马克思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是很大的,马克思的早期著作颇有黑格尔的风格,抽象难懂。宗先生强调思想是有继承性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类的思想和精神世界并不是一片空白。宗先生强调,知识是跨民族,跨国界的,是全人类的财富,要从全人类的知识中吸取营养。要发展我国的美学研究,我们就要了解世界各国的美学动态和水平。吸收要在消化的基础上吸收,批判要在了解的前提下批判,囫囵吞枣大骂大哄,那不是做学问,是儿戏。

谈到有关中、小学审美教育的问题时,宗老认为,一个人幼年、少年时的审美教育与他的一生的道德修养有着密切的关系。美育可以陶冶孩子的情性,培养他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中小学的审美教育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有着直接的关系,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在美育方面,我国有历史传统,有深厚的基础。大教育家孔子的学生有“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孔子不仅教他们读书,而且教他们音乐、舞蹈、射箭、驾车、礼节。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也学琴、棋、书、画。当然我们的教育同过去时代不同,但我国教育史上的好的遗产我们应该批判继承。我们现在审美教育不仅限于设置音乐、美术课程,而更多的应是让孩子们去了解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组织他们观看优秀的电影、戏剧,参观各种艺术展览,游览名胜古迹、名山大川,培养他们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精神,培养他们高尚的审美观和进步的美的理想,使他们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丑,知道我们美的民族传统。

医生说,活到140岁没问题

1986年4月21日,我走在北大未名湖畔,踏进朗润园,叩开宗白华教授的寓门,只见老先生正在躺椅上闭目养神,身上盖着一块毛毯。一只小白猫依偎在他的身旁,酣然入睡。先生白发似雪,面色红黑,宁静安详,丰神潇洒。

案上一尊佛头低眉秀目,雕刻精美。记得宗老跟我讲过,这尊隋唐的佛头是抗战前从南京夫子庙古董店里偶然用较便宜的价钱买到的,当时很引起文化界的朋友们的赞赏。他十分喜爱。他曾对学生说:“我回家只要一看到它,就什么烦恼都消散了。”抗战时他仓促赴渝,行前别的东西顾不上,但没有忘记把佛头埋在院子里的小枣树下。在渝期间,谈话中常常提及,惘然若失,十分惦念。胜利回宁,他家中的一切荡然无存,只有佛头犹在,他感到由衷的喜悦,逢人便讲。为此他在南京文化界得了个“佛头宗”的雅号。

墙上悬挂着几幅字画,其中有前几年先生过生日时,徐悲鸿的学生、著名美术史论家张安治教授贺寿的亲笔画,那是一枝生气盎然的老松。还有一幅油画《笛卡尔像》引起我的回忆。宗老曾同我讲过,这幅画是徐悲鸿二十年代留法时的临摹作品。抗战时失落。抗战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被宗先生在南京夫子庙中发现并以重金购下。后来还给徐悲鸿,徐没有接受,而仍留给宗先生保存至今。

桌案上放着几份报纸,其中一份引起我的注意,那是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书画》报,日期是1985年11月20日,由黄苗子、曹辛之、郁风、荒芜、李平主编,执行主编曹辛之。这期的报头是宗白华先生所书。四版上还刊有诸天寅撰写的短文《记宗白华先生》。

宗先生从凝神静思中醒来,同我交谈。我提起我给他看的我撰写的《宗白华传略》复印件(载1984年第6期《晋阳学刊》,复收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出版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6辑),他说:“你花了不少时间访问调查,查阅了许多书报期刊,真不容易。有些事我都不记得了。这稿子没有什么不真实的地方。”我又问起他对《宗白华美学思想初探》(载1984年第4期《文艺研究》)的意见,他声音宏亮地说:“很好!很好!”我说我们的文章只是初步地概括一下您的美学思想,有的方面还没有进一步谈。读您的文章,觉得您对老庄哲学下过很大功夫。他谦虚地说:“谈不上下功夫,过去欢喜看看,兴之所至写了一些文章,也不过是随便谈谈而已。”我又说:“您对儒家学说似乎兴趣不大。”他说:“这方面的书看得少,自然也就谈得少了。”

我们又谈佛教,谈他收藏的石佛头。他说:“印度离希腊不远,他们的文化受希腊的影响。犍陀罗(一个种族地,离中国很近)文化就是这样。中国北魏的佛头就是犍陀罗文化影响的产物。中国原来只塑不雕,用线描,后来发展了雕,这是从西域传入的。王国维就专门研究希腊、印度、中国文化的这一线联系。陈寅恪,他是我在德国留学时的同学,就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对此加以研究。但他没有来得及出什么成果。寅恪父亲是清代名诗人陈三立,他们一家都很瘦弱,弱不禁风,但寿命都长。金陵佛学院的院长欧阳竟无我同他也熟,他是最早研究佛教的。盛成在中央大学教过半年英文。”

我告诉他,我刚从冯友兰先生那来,他向我问了冯先生的情况,说:“我同他很早就认识了。我们过去都是中国哲学会的常务理事。”我说:“记得冯友兰先生对我说过,他最喜欢您写的《<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他说;是真名士自风流。这样的文章只有宗先生写得出,因为他自己就是晋人风度,看轻身外之物,追求艺术的美。别人没这个风度,想装也装不出,想写也写不出来。”宗先生听了,笑起来说:“这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接着他说;“魏晋这一阶段历史,在中国知识分子里很有影响,但也遭到许多非议和批评。传统儒家观点是,认为魏晋人‘清谈误国’。但我以为魏晋时期是一个思想大解放,艺术大发展的时期。我的文章就是想大胆地给这个时期一个新的评价。魏晋之人对美学和艺术有很大的贡献,必须重视。”

接着我们谈朱光潜先生,宗老说:“我和他也是解放前就认识了,真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过去了。20世纪30年代我在南京教书,朱光潜到南京,我陪他坐船在玄武湖游览。前不久,我还到他住处访他,扯一扯。我俩同岁,他比我长两个月,又都是搞美学的,老朋友了。”(朱光潜先生已于当年3月6日逝世)

问起宗老的饮食和睡眠情况,宗师母说:“ 他什么都吃,胃口很好,睡得也好。”宗老说:“今年春天太冷了。我现在有时到外面散散步,但时间不能太长,远一点也不行,未名湖边上很久没去了。”宗师母接着说:“要活动活动,一天到晚没事做也难受。” “前几年我眼睛做手术住院时,医生说照我这个身体,活到140岁没问题。”宗先生大笑起来,说,“真没想到,我活这么久。过去讲‘人过七十古来稀’,现在八九十岁也不稀奇。这几十年中国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从五四到现在我都看到了。经过了大变乱,中国今后的路如何走,同美国和苏联保持怎样的关系,都值得考虑。”

我提议为先生在徐悲鸿的《笛卡尔像》前拍张照留念,先生表示同意,于是就有了这幅十分有意义的照片。

说着话就快到了中午,我还要去看望已故朱光潜先生的夫人奚今吾,就告辞出来。

最后的岁月

1985年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绿色低迷,红英烂漫的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居住着两位享誉海内外的美学老人,一位是朱光潜教授,一位是宗白华教授,说来也巧,二老同龄,今年都是88岁......前几年大家都说朱先生的身体比宗先生的好,因为他练气功、太极拳和慢跑,而宗先生无意锻炼,只是在茶余饭后在未名湖畔独自散步。但朱老自前年夏天患脑血栓后,身体差多了,走路需人搀扶,而宗老前年冬天患眼疾住院施行了手术后,却安然无恙,仍可读书看报、散步,并能与客人聊上个把小时。”(见《人民日报》海外版)

宗先生的身体一直是很好的。只是1985年夏天洗澡后着凉,身体才衰弱下来。

1986年9月27日我去朗润园公寓看他,他已卧床多日。见到我来了,很高兴,和蔼地说:“你好久没来了,还是住在西四吧!”接着询问了我在《人民政协报》的工作情况。他的女儿福梅示意我将他扶起来,活动活动。于是我俩把他扶起来,坐到椅子上。我们请他写字,活动一下手关节,他就在我的本子上写下了老子的“大音息(希)声”四个字。哪知道,这成了他留给我的最后一件手迹。应福梅的要求,我为他及他们父女拍了照。前几年我曾为宗老拍过一张是他与案上朝夕相处的石雕佛头的照片,他微笑着,一头银发,宽敞安详,心凝神释;佛头低眉瞑目,秀美慈祥。

11月11日下午我去友谊医院探望他,恰逢美术史家张安治夫妇在座。他同我俩谈话,谈老朋友盛成,谈徐悲鸿的学生孙多慈(在台湾已故),谈程千帆的夫人沈祖棻(已故)。他眷眷于旧情,不禁依依。我们都说:“您的精神还不错!”他开朗地回答:“我自己感觉也不错。我一辈子都是乐观主义。这几年做不了什么事情,但坚持散步和读书,我最喜欢静静地望着广阔的天空.......”他说这话时,遐思弥远,神情超迈,真使我有“微尘中见大千,刹那间见终古”的感觉。张安治先生接过来说:“宗老您于名利看得比我们淡,从不为一些具体小事儿烦恼.......您的美学不是抄的,不是东拼西凑的,不是改头换面的西方美学,而是中国自己的美学,您大都结合中国的诗论、画论、乐论、书论等谈美,有独到的见解。您的美学思想越来越受到国内外重视。”

11月21日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他在病榻上神智已不很清楚。福梅告诉我,这几天他感染了肺炎,昨晚病危,经抢救才好转过来。他总是唠叨他的脚老在走路,太累了。是啊,他一生走过了多少路程,付出了多少辛劳,他半个多世纪前就开始了“美学散步”......福梅说,前几天他的老友、民主德国学者施华兹先生来此探望,他还同施华兹说:“请你代我向德国人民问好。施华兹先生对他十分推崇,已将他的《流云小诗》译成德文,并在译他的《美学散步》。

11月25日我去拜访曹禺,他说他对于宗先生的学问和人品都十分景仰,他过去曾在重庆见过他,后来一直没有机会向他请教。他深为遗憾,并让我代他转达对宗先生的问候,但这已不可能。

12月初,听外文出版社陈有昇讲,宗先生的肺炎已好转,陈对我说:“老人家的生命力还是那么旺盛!”我着实高兴,同有昇商量不久将为宗先生庆祝90大寿.....谁料到他却于12月20日下午1时突然逝去。李泽厚有缘,那日正去北京大学医院看望宗先生,同他见了最后一面。

12月23日下午我来到宗寓。宗师母紧紧握着我的手,我们相对无言。往日很喜欢讲话的福梅也变得沉默寡言。宗先生的女婿指着墙上的一幅照片说,宗老生前最喜欢这张照片,希望我能再放大几张送给他们。我记起来,那是1981年在未名湖畔我为宗先生拍的,他拄杖伫立于四扇诗碑前,一株树影环于他的周围,极富有诗意。

作为一位美学家,他的人生态度和品格修养都具有一种美的光芒。他不慕荣利,朴素平易,淡泊清远,乐观旷达。先生曾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中讲过:“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之美,认为“中国向来把‘玉’作为美的理想。玉的美,即‘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美。可以说,一切艺术的美,以至人格的美,都趋向玉的美,内部有光彩,但是含蓄的光彩,这种光彩是绚烂、又极平淡.......”这“玉的美”或许就是先生一生所追求的美的理想!

邹士方陪同宗白华参观徐悲鸿纪念馆新馆 (1983年1月31日)

(原载《文史天地》2026年4期)


作者:

邹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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