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街巷时光叙事(145):甘雨胡同
2026-11-21 12:45 来源:  北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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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雨胡同在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辖境,位于王府井大街东侧,呈东西走向,东起东四南大街,西止王府井大街,全长539米,宽10米。胡同位于灯市口以南,西口正对王府井大街,东口接东四南大街,胡同北侧即灯市口大街。

明代北京城实行坊巷制,这条胡同属澄清坊,当时称作“干鱼胡同”。明清北京街巷多取市井行业或物产为名,但“干鱼”一称的得名缘由并无确切档案记载,只能存疑。到了清代,胡同名称沿称“干鱼胡同”;清宣统年间,因“干鱼”之名不雅,取谐音雅化为“甘雨胡同”,并沿用至今。从“干鱼”到“甘雨”,一字之改,由俚俗归于雅致。北京街巷地名随城市发展多有改易,官方亦加规范,取谐音易字是常见方式,甘雨胡同即属其一。

明代这条胡同里,建有玄极观。据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资料记载,明代有玄极观置此。观始建于明代,万历三十二年(1604)曾加修葺,当时由赵鹏程撰文立碑。清康熙年间,为避康熙皇帝名讳“玄烨”,将“玄极观”改称“元极观”,作为道教庙观沿用。清代避讳,凡遇“玄”字多以“元”字代替,此观改名即其一例。

清代这条胡同属镶白旗地界。镶白旗为八旗中下五旗之一,其蒙古都统署设于胡同之内。据胡同档案资料记载,清代胡同内有镶白旗蒙古都统署、元极观,北侧还有天主堂。

甘雨胡同与北京著名天主堂东堂关系密切。明末,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先后在中国内地传教,明亡后辗转至北京。清顺治十二年(1655),二人创建天主堂,这是北京继宣武门南堂之后修建的第二座天主教堂,初建时即位于甘雨胡同路北一带,史称东堂,又名圣若瑟堂。东堂此后屡经兴废。康熙五十九年(1720),教堂因地震倒塌,次年重修。嘉庆十二年(1807),因教会遭禁,东堂被废。咸丰十年(1860),清廷归还东堂时建筑已全毁。光绪十年(1884)经募款重建罗马式大教堂,光绪二十六年(1900)又遭义和团焚毁,光绪三十年(1904)重建,即今之教堂,位于王府井大街中段路东、柏树胡同西口与甘雨胡同西口之间。东堂为罗马式建筑,在西方古典造型基础上融入中国传统纹样。教堂平面为巴西利卡式,以18根圆柱将内部划分为中厅与侧廊,立面为罗马式与巴洛克式风格的结合,大门石柱上刻有楹联“庇民大德包中外,尚文宏勋冠古今”,横额为“惠我东方”。东堂立面檐口高约13米,屋顶高约18米,中部穹顶高约25米,十字架顶高约27米。东堂现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占地1公顷余。1980年东堂修复后正式开堂,原教会学校改为王府井小学。东堂今为北京四大天主教堂之一,其建筑至今仍是这一街区的重要景观。

清雍正四年(1726),朝廷在甘雨胡同设置会同馆舍,以备外国使臣居住,至乾隆二年(1737)撤销。会同馆舍是接待外国使臣与朝贡人员的处所,其制元代已在京师设会同馆接待各国使节,明清两代沿设,设于甘雨胡同的这处馆舍即属此类,在雍正至乾隆初年一度承担了接待来华使节的职能。

清宣统年间,胡同正式定名“甘雨胡同”,民国以后沿称未改。民国时期,王府井大街陆续出现为外国人服务的洋式店面,中外银行亦多在此设店,甘雨胡同紧邻其侧。民国年间,胡同内设有北平证券交易所、协成汽车行等商号机构。民国时期,旅居北平的外侨妇女曾在甘雨胡同创办养老院,收容老年妇女,为北平时期外侨创办的慈善机构之一。据东城区图书馆所存胡同资料记载,民国时期巴西驻华使馆一度设于甘雨胡同。画家叶浅予晚年亦曾居于此胡同,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住家因拆迁而迁出。

进入21世纪,随着王府井商业区的发展,甘雨胡同的停车问题日益突出。据人民网2018年9月报道,东城区自2018年4月起,对王府井周边包括甘雨胡同在内的8条胡同开展停车综合治理,此前王府井周边已有7条胡同实现不停车。据东城区图书馆档案记载,2000年王府井商业街改造工程中,东堂周围的平房及院墙被拆除,教堂得到整体维修,成为王府井商业街的室外休息空间和景观。2019年,王府井步行街向北延伸,东堂及甘雨胡同西口一带随之纳入步行街区域。现胡同内多为居民住宅。

从明代澄清坊的“干鱼胡同”,到宣统年间定名的“甘雨胡同”,名称因谐音而雅化;从明代的玄极观、清代避讳改称的元极观,到清初创建于此的东堂天主堂,再到雍正年间的会同馆舍与民国的证券交易所、使馆与养老院,这条539米的胡同,浓缩了北京从封建帝都向近代城市转变的历程。

(下篇为您讲述西堂子胡同,请继续关注。)


作者:

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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