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植根于特定历史文化传统、形成于特定社会实践的思想,如何跨越语言与文化的边界,为不同文明背景下的读者所理解?这既是政治文献翻译面临的课题,也是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希腊语版译者尼古拉斯·科尼迪斯(Nicholas Konidis)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希腊语。在中国生活、工作以及从事翻译和跨文化交流的经历,使他得以从中国自身的社会现实出发,理解中国治理理念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逻辑。近日,科尼迪斯接受本网记者专访,结合自身翻译实践,围绕中国治理思想的文明根基、中国政治话语的跨文化阐释,以及如何增进海外受众对当代中国思想理念的理解等问题,分享了自己的观察与思考。

追溯文明根脉 把握治理逻辑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是如何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部著作结缘的?在接受希腊语版翻译工作时,您有怎样的感受?
科尼迪斯:在中国生活和工作期间,我曾参与多个翻译项目,包括中国电视剧和电影字幕的校对与合作翻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的第二年年底,希腊语专业负责人询问我是否有兴趣参与一项重要的翻译项目,我欣然接受了邀请。得知著作的名称和作者后,我既为获得这样的机会感到兴奋,也有些忐忑。我深知这项任务的分量,也意识到,许多希腊读者将通过我的译文,直接接触一部重要的中国政治和哲学著作。
中国社会科学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结合您的工作与生活经历,中国治理思想中哪些特质给您留下深刻印象?您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智慧与当代治理之间的联系?
科尼迪斯:在中国生活以及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希腊语的经历,让我能够立足中国自身的社会现实来真正认识和理解这个国家。在翻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过程中,令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中国治国理政文本中广泛运用了谚语和古典智慧。这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表达风格,更体现出一种对待历史的态度:将历史视作指引现实的罗盘,在历久弥新的思想基础上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国和希腊都拥有丰富的哲学传统。翻译过程中,我发现两种文明都重视历史与文学传统,并将其作为理解和构建现代政治现实的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此前曾谈到中国发展规划具有连续性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特点。从比较视野看,这些特点体现了怎样的治理逻辑?中国发展战略的长期性有何独特之处?
科尼迪斯:中国发展战略的连续性,与其他一些政治体制中常见的周期性治理方式形成了对照。中国通过五年规划不断朝着长期目标迈进,以更具全局性的方式谋求国家发展、增进人民福祉。
一些欧洲读者所熟悉的发展模式,往往还是在四年选举周期内受到个体效率考量和市场约束等因素影响的模式。相比之下,中国在制度安排上使资本服务于国家长远发展目标和文明延续,这可能是令他们感到明显不同的地方。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您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能够为国际社会思考发展问题提供哪些新的视角?
科尼迪斯:在我看来,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具有整体性的发展路径,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加繁荣、和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世界。它并不依赖于西方传统上将国家与市场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而是强调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互衔接,使国家能够确保市场活力始终服务于公共利益和国家主权。国际观察者可以深入研究这种发展方式,思考其中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能够从中获得怎样的启示。
突破语言障碍 传递思想内涵
中国社会科学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包含植根于中国政治、历史和文化语境的概念。如何既准确传递这些概念的思想内涵,又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者易于理解?您在翻译实践中遇到了哪些挑战,又是如何认识译者在跨文化思想传播中的角色的?
科尼迪斯: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之一,是将中国的古典格言和形象化表达译成希腊语。这一过程揭示了两种文化在语言和哲学层面细微而深刻的差异,也让我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思想丰富的诗性表达。要使中国的古典智慧在希腊语语境中得到恰当呈现并引起共鸣,译者必须深入把握语言中蕴含的细微差别。
例如,如何翻译“摸着石头过河”,就体现了译者经常面临的两难选择:究竟是采用直译的方式,保留原文生动的意象,让读者自行体会其中的含义,还是直接传达这一表达背后的思想内涵,使读者能够迅速理解?幸运的是,我与一支优秀的中国团队合作,我们花了大量时间讨论如何处理这类表达,共同确定如何在希腊语中恰当表达这些概念及其内涵。有时,仅凭直译不足以使希腊读者领会其深层含义,我们就需要采用更具解释性的翻译方式;有时,我们则尽可能使译文贴近原文,引导读者思考其更深层次的意义。
在我完成翻译初稿后,中国专家对整部希腊语译稿进行了审阅,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修改建议。翻译工作进入最后阶段,我与中国同事就一些需要进一步阐明的议题、词语和表达展开了讨论。他们的意见极为宝贵,帮助我理解了那些首次被译入希腊语的复杂思想观念。这部译作凝聚了我和中国同事的大量心血,不过我认为付出这些努力都是值得的。
在忠实原文与便利读者理解之间取得平衡,要求译者同时扮演学习者、研究者和阐释者的角色。为了使译文读起来如同直接用希腊语写成一样自然流畅,同时又不抹去其语言文化本源,译者通常需要具备三个方面的能力:语言运用能力、文化理解能力,以及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
这次翻译经历使我认识到,译者应当发挥跨文化沟通的桥梁作用,其工作不能止于词语转换,更要帮助读者理解相关表达背后更广泛的文化框架、习语的细微含义以及社会规范。
中国社会科学网:政治文献的海外出版为不同国家的读者提供了直接接触和研究中国思想的渠道。您如何看待《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希腊语版对于希腊社会认识当代中国、深化中希思想文化交流的意义?著作出版以来,您收到了怎样的反馈?
科尼迪斯:这部著作的出版,为希腊学界和普通读者提供了直接接触和探讨中国政治思想的窗口,不再需要依赖第三方语言或评论“远远地”认识中国。无论是普通读者、政治学研究者,还是国际关系领域的专业人士,都可以通过这部著作获得第一手文献资料,以此理解和讨论有关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议题。
我也与一些朋友和同事讨论过这部作品,他们都表达了对这部著作的兴趣,并告诉我希腊语译本确实有助于更加直接地了解中国的政治现实。
这部译著融入了希腊与中国之间的文化对话,体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融,也为共同应对当代挑战提供了一种基于原典、富有活力的路径。
超越认知框架深化理解
中国社会科学网:从文本传播到思想理解,并非单纯的语言转换过程。不同国家的读者往往有着不同的历史经验、知识体系和认知方式。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过程中,这些差异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如何超越既有认知框架,增进海外受众对中国治理理念的理解?
科尼迪斯:既有认知构成了一项重要挑战。国际受众可能习惯于运用自身的认知框架来分析中国。
例如,一些西方观察者有时会将中国的发展规划误解为僵化的指标或简单的经济预测,忽视这些文件实际上是将国家意志与社会共识凝聚为一体的表达。如果他们习惯于仅仅从年度预算或财政政策的角度看待发展战略,就可能难以充分理解中国发展规划形成过程中坚持问计于民、集思广益的广泛协商实践。中国的广泛协商过程,使治国理政的规划文件具有政治和社会层面的纲领性意义,而不仅仅是调节市场的规则。
再如,有些人习惯于仅仅从个体追求利润的角度来理解“发展”。要克服这类认知障碍,需要具备跨文化理解能力,帮助读者认识到,在中国的发展理念中,医疗、教育和人口老龄化等民生议题并非仅仅是社会成本或外部性因素,而是国家实力的核心构成要素。
如果读者不熟悉中国的具体国情,或者缺乏对相关背景的充分认识,语言和文化就可能成为理解中国的障碍。
对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样一部思想内涵丰富的著作,不能仅仅满足于匆匆浏览或浅层次阅读。读者需要投入时间阅读和分析,并通过自主研究进一步理解书中涉及的议题和相关引述。这些内容既涉及重要历史事件和传统哲学概念,也涵盖当代国家治理、社会发展以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等议题。
相互理解是一个缓慢积累的过程,能够带来长远益处。人们对中国的语言、文化、历史和政治了解得越多,就越能够理解中国的政治追求,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富有成效的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网:思想传播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工作。除了翻译和出版,您认为还有哪些途径可以帮助海外受众更深入地理解当代中国?
科尼迪斯:除了翻译和出版,我们还应当鼓励青年人学习外语,因为这能够使他们直接走进另一种文化的内部。同时,应当重视历史和文学研究,因为这些领域正是现代政治现实赖以生长的土壤。
我们还应注重培养年轻一代深度阅读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使他们具备辨识细微差异、审视既有观念、深入探究文字内涵的思想工具,而不是仅仅满足于获取表层信息。此外,还应促进人员往来,让人们有机会亲身体验彼此的国家,相互学习,开展文化对话。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一直是中希文化交流的参与者,对于未来的中希文明交流,您有何期待?
科尼迪斯:学习语言、广泛阅读、主动倾听,以及对不同思想和观点保持开放态度,始终指引着我作为译者、教育工作者和中希文化交流参与者的个人成长与职业实践。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希腊语,使我有机会为搭建希腊与中国之间的桥梁添上一块小小的石头;翻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则是我为这一事业添上的另一块石头。我由衷地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按照自己的节奏,添上属于自己的石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座桥梁终将成为现实。
中国社会科学网驻雅典记者 练志闲